【專欄】從黃仁勳事件 看中國人心中的結

文/劉邦寧(中華文化孫子兵法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中國時報》十一月十五日刊出徐作聖〈從黃仁勳事件 看矽谷白人沙文主義〉。徐文指出,華裔人才在美國面對升遷與國安審查時,往往須付出更高的自證成本,並把黃仁勳去職解讀為華府對中鷹派在晶片政策角力中的勝利。前一層提醒值得重視,後一層判斷則下得太早。更值得追問的是,假如我們總從美國如何對待一位華裔領袖來衡量自己的處境,又把定義成功的權力交給了誰?《中國時報》原文
輝達公告證實黃仁勳辭去總裁、執行長及董事職務,公司獨立董事也已聘請外部律師展開調查。這些公開資訊足以確認人事變動與調查程序,至於晶片出口政策之爭在去職決策中究竟占了多少分量,仍待證據。企業可以追究高階主管的責任,國家也可以依法保護敏感技術,但每一項指控都須回答同樣的問題:有什麼證據?同一套標準是否適用於所有人?如果華裔身分本身就增加了嫌疑,程序正義便在起點失守。
徐文援引李文和案,也有一處事實宜釐清。李文和承認一項非法保留國防資料罪名,其餘五十八項指控遭撤銷,法官並為他受到的羈押待遇道歉。這段歷史正好說明,資料處理責任與間諜指控各有證據門檻,必須分開檢驗。我們若要求別人以事實對待華人,也要以同樣的紀律約束自己的論述。文化自信,就從願意校正對自己有利的說法開始。
至於矽谷的「竹子天花板」,研究指出,美國職場對外顯自我主張的偏好,有助解釋東亞裔與南亞裔在領導職位上的落差。徐文因此主張讓晉升標準更透明。我還想追問,企業究竟需要哪一種領導力?一個人能否聽懂工程師尚未說完的疑慮,能否保護提出壞消息的部屬,能否在市場熱潮中守住研發紀律,往往比會議上誰先發言更能決定企業走多遠。中華文化所講的「和而不同」,用在今天的董事會,就是讓異議能上桌,讓專業能彼此校正,讓決策者對後果負責。
從這個角度看西方,最值得批判的是某些政治與商業菁英對開放原則的選擇性運用。需要人才、資本與市場時,便高舉全球合作;到了地緣政治緊張時,卻有人急著把跨境關係寫成忠誠疑雲。一個社會若一面宣揚機會平等,一面容許出身悄悄進入證據的天平,再從容的笑容也掩不住制度的裂縫。美國社會中同樣有人質疑這種做法。敢讓不同聲音挑戰權力,正是我們批評別人時也該珍惜的本事。
《易經》講「自強不息」,也講「厚德載物」。今天的自強,是把基礎研究、半導體、工業軟體與人才培育做深,讓下一代在國際合作中有自己的技術、標準與選擇;厚德則體現在尊重不同出身的人,給青年試錯的空間,也讓敢講真話的人有機會參與決策。台灣數十年累積的半導體能力給了我們一個具體例子:工程師深耕製程,企業守住交付品質,客戶才願意把關鍵產品託付給我們。有了可持續的本事,合作才有底氣。
而富強的成績單,最後要攤在百姓的餐桌上。富,要看勞動所得能否跟上生產力,青年能否靠專業安身。強,要看景氣反轉、供應中斷時,企業和社會有沒有應變餘地。康,要看生病有人醫、失能有人照顧,家庭會不會因一場病耗盡積蓄。樂,要看人能否在工作之外陪伴家人、參與社會,照自己的心意安排晚年。倘若晶片一代比一代快,年輕人卻愈來愈難成家,長者也愈來愈怕拖累子女,那麼科技的紅利還沒有走完應走的路。
中國人應有自信。這份自信可以從一所肯讓學生追問的學校、一家敢投資十年研發的企業、一套讓普通家庭照顧得起老人的制度開始。有理據,就堂堂正正說出來;有能力,就大大方方與世界合作。當我們能把技術變成民生福祉,把文化中的仁厚化成日常的公平,下一代自然有底氣走向世界,也有理由留下來建設自己的家園。這就是我所期待的富強康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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