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派大團結「兩岸和平倡議」組織

2026年11月12日，在台北台大醫院國際會議中心舉行了一場備受兩岸政壇矚目的「紀念國父誕辰暨兩岸和平倡議大會」（民間多通稱為「兩岸和平促進會」或「兩岸和平倡議」組織）。就在同一天上午，北京人民大會堂也隆重舉行了「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大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

台北與北京在同一個時間節點、借用同一個歷史符號（孫中山誕辰160週年），分別發出了政治與民間的強烈訊號。從地緣政治、統戰學理與台海局勢演變的結構性脈絡切入，這絕非單純的巧合，而是台海內部焦慮與北京對台戰略調整在特定歷史座標上的交匯。以下分六個章節，全面剖析此一政治事件的來龍去脈、組織細節、北京戰略邏輯及未來局勢走向。

一、 歷史座標的交匯：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160週年的政治意涵

在兩岸政治博弈中，「時間點」與「歷史符號」的選擇從來都是政治語言的一部分。2026年11月12日是孫中山先生誕辰160週年紀念日，這個日期對國共兩黨與兩岸關係具有極為特殊的工具性價值。

1. 孫中山作為兩岸最大公約數的符號重塑 在當前台灣本土化意識高漲、民進黨政府持續推動「去蔣化」與「轉型正義」的政治氛圍下，孫中山是極少數在台北與北京之間仍具備「歷史連結度」與「政治合法性」的人物。如該倡議發言人雷倩在會中所言，兩岸現行的憲政與國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源於孫中山的共和理念。對台灣泛藍陣營與傳統建制派而言，高舉孫中山大旗，既能規避台灣內部「紅統」或「投降派」的道德指控，又能佔據「正統中華民國派」與「民族大義」的制高點。
2. 北京對孫中山話語權的全面收編 觀察中共近年來的對台論述，北京正系統性地將孫中山塑造為「中國統一的先驅」。習近平在11月12日的講話中，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是孫中山先生革命事業最堅定的支持者、最忠誠的合作者、最忠實的繼承者」，並強調孫中山「始終堅定維護國家統一、民族團結」。北京透過紀念孫中山誕辰160週年，意圖向台灣社會傳遞「統一才是孫中山遺志」的政治定調。
3. 時間點同步的深層解讀 台北「兩岸和平倡議」從2026年5月18日開始醞釀，歷經十餘次座談與10月31日共識會，最終刻意拍板定於11月12日成立。無論雙方幕後是否存在直接的「對表」或默契，在客觀政治效果上，台北這批資深政要的集結，為北京的「孫中山統一論述」提供了來自台灣內部的呼應素材；而北京的高規格紀念大會，也為台北這群人提供了「民族復興與和平對話」的宏觀背景板。

二、 「兩岸和平倡議」組織的權力結構與核心成員剖析

這個對外定名為「兩岸和平倡議」的組織（由民主文教基金會主辦，結合多個民間智庫），並非臨時起意的草根運動，而是一場經過半年嚴密籌劃、匯聚了台灣前朝「黨、政、軍、學、商」菁英的建制派大集結。

1. 核心操盤手與發起軸心

• 召集人與靈魂人物：關中（前考試院長、民主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關中是國民黨傳統組織戰與理論戰的教父級人物。他在會中發表新書《中美關係與兩岸和平》，定調「西方正在沒落、美國持續衰退、台灣地位下降」。他將孫中山遺言「和平、奮鬥、救中國」轉化為「和平、奮鬥、保台灣」，為整個組織定下了「反戰保台」的論述基調。
• 執行長與串連者：丁守中（前國民黨立委、兩岸發展研究基金會董事長） 丁守中負責自2026年5月起長達半年的跨界串連工作，將發起人規模從最初的數十人擴大至260至280位產官學界人士。他明確提出模仿冷戰時期美蘇解凍的模式，由該組織作為民間平台先行展開「二軌協商」。
• 發言人與論述包裝：雷倩（婦聯會主委） 具備美式教育背景與媒體操作經驗的雷倩擔任發言人，負責將傳統藍營的統一或和平論述，轉譯為符合現代國際關係語境的「中華民族對話基礎」與「有價值的戰爭」之辯證。

2. 跨世代與跨領域的280人連署光譜

根據公開資訊與現場出席名單，該組織的280位共同發起人涵蓋了極具代表性的四大板塊：

• 前朝國安與外交決策層： 包括前國安會秘書長蘇起、前外交部長林永樂、前海基會副董事長兼前銓敘部長邱進益。蘇起作為「九二共識」名詞的創造者，在會前便抛出「習近平統一論述已將統一置於民族復興之前，北京緊迫感增強」以及「美國老大哥腿軟」的警世言論，為組織提供戰略危機感的理論支撐。
• 前行政與立法系統高層： 包括前立法院長王金平（同時也是「中道和平聯盟」創辦人）、前行政院院長陳冲、前桃園縣長吳志揚、前體委會主委趙麗雲等。王金平的出席象徵本土藍與傳統黨國體系的合流；陳冲則從財經與全球供應鏈重組的角度，為兩岸功能性合作背書。
• 退役高階將領與軍系代表： 包括前陸軍總司令陳鎮湘上將、前國安局長丁渝洲等退役將領。軍系大佬的加入，旨在從專業軍事角度論證「台灣沒有打仗的條件」與「軍購無用論」，直接挑戰執政黨的國防備戰路線。
• 學界與泛綠背景人士： 名單中網羅了大批國際關係、政治學界專家，並刻意納入如前民進黨立委、前台灣團結聯盟主席蘇進強等具綠營或本土背景的人士，藉此打破「純藍營組織」的標籤，營造「全民反戰、超越黨派」的政治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現場刻意排除現任政黨大咖與選舉候選人，顯示該組織試圖定位為「超黨派的元老智庫與民間壓力團體」，避免被直接捲入台灣地方或中央選舉的泥淖中。

三、 組織章程與「四大主張」的深層解碼

該組織雖非傳統意義上向內政部登記的政黨，但其於11月12日正式公布的宣言與政策綱領，實際上就是該組織的行動章程。其核心宗旨定調為：「以兩岸和平為最高優先，反對戰爭與對抗；尊重同屬中華民族的歷史脈絡與兩岸分治現實，促進對話、交流與互信」。

剖析其公布的「四大主張」，可以清晰看見一套層層遞進、由淺入深的政治工程設計：

這四大主張的邏輯極為嚴密：先以「反戰恐懼」瓦解台灣社會的防衛意志（主張一），再以「民間二軌」打破官方封鎖（主張二），接著以「高科技與民生紅利」吸引工商界（主張三），最終將所有動能導向「兩岸最終政治安排的協商」（主張四）。

四、 與習近平講話的戰略契合：巧合還是協同？

將台北「兩岸和平倡議」的四大主張，與習近平在11月12日「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16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進行文本對讀，可以發現兩者在政治邏輯上存在高度的互補性與契合度，這也是外界質疑「雙方事先協商、裡應外合」的主因。

1. 對「和平統一」與「政治協商」的雙向奔赴 習近平在講話中重申：「未來將堅持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願與台灣各界有識之士就兩岸關係及國家統一開展對話協商。但絕不會為各種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間。」 這裡的關鍵詞是「台灣各界有識之士」與「開展對話協商」。在北京看來，既然民進黨政府拒絕承認「九二共識」，官方協商大門已死，北京就必須在台灣內部尋找能夠代表「民意」與「菁英」的對話對象。而台北280位前朝政要、學者所發起的組織，正好在主張四中明確提出「為最終政治協商與政治體制安排創造條件」，並主動提出由民間展開「二軌協商」。這等於精準接住了習近平拋出的「與台灣各界有識之士對話協商」的繡球。
2. 「兩岸共同體意識」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語義對接 習近平強調：「台灣的前途在於國家統一，台灣同胞的利益福祉繫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台北和平倡議的宣言中，則使用了「同屬中華民族」、「凝聚兩岸共同體意識」、「讓世代子孫同享中華民族盛世」等高度貼近北京政治語彙的詞句。在過去台灣泛藍陣營的論述中，通常強調「中華民國」或「一中各表」，極少主動使用「兩岸共同體意識」與「最終政治安排」這類具有明確統一指向性的概念。這種話語體系的轉變，顯示這批台灣建制派已放棄過去「維持現狀、只經不政」的拖延策略，轉而向北京的「統一進程表」靠攏。
3. 「疑美論」與「時不我與」的緊迫感共振 蘇起在會前特別點出，習近平在2026年8月17日紀念江澤民誕辰百年講話中，已將「完成祖國統一」置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之前，顯示北京的時間緊迫感大幅上升；同時，關中與蘇起皆大篇幅論證美國國力衰退、內鬥嚴重，甚至以中東局勢（如伊朗戰事暴露美軍產能與庫存不足）為例，斷言「台灣寄望美國保護是空想」。這種「美消中長、北京即將攤牌」的戰略研判，與中共官方長期宣傳的「東升西降」、「歷史潮流不可阻擋，祖國完全統一一定要實現」如出一轍。

是否存在「事先協商」？

從政治情報與統戰運作的實務來看，一個匯聚了前國安會秘書長、前立法院長、前行政院長及多位退役上將的組織，籌備長達半年之久，且在宣言中觸及「最終政治安排」如此敏感的紅線，若說完全沒有透過兩岸智庫、學界或台商渠道向北京探詢底線與傳遞訊息，顯然不符合政治常理。更準確的描述是：這是一場「戰略默契下的雙向操作」——北京需要台灣內部出現一支具備份量的「和談派」來破除「武統唯一論」並孤立賴清德政府；而台灣這批深感戰爭逼近、卻又被邊緣化的前朝建制派，則希望透過主動搭建「二軌協商」平台，向北京展現「台灣內部仍有理性聲音」，藉此換取北京對台動武的克制，並重新奪回兩岸話語權。

五、 台灣內部的政治角力與社會衝擊

這批前朝大老的集體動作，無疑在2026年底的台灣政壇投下了一顆震撼彈，引發了執政黨、在野黨與民間社會的劇烈反應。

1. 執政黨的強硬定調：「投降派」與「統戰工具」 面對「兩岸和平倡議」要求檢討軍購並啟動政治協商的訴求，民進黨政府反應極為迅速且強硬。陸委會副主委梁文傑在第一時間便定調：「投降換不來平等與尊嚴，也保不住自由與民主，不要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在執政黨的政治敘事中，這群平均年齡超過70歲的前朝官員，是在美國政局變動與中共軍演施壓之際，配合北京唱和「疑美論」與「失敗主義」，意圖從內部瓦解台灣的國防意志與民主防線。
2. 國民黨中央的微妙處境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大會雖然雲集了關中、王金平、陳冲、蘇起、丁守中等國民黨重量級大老，但現任國民黨主席及檯面上的中生代政治明星（如縣市長與潛在總統候選人）卻集體缺席。這反映出國民黨內部的結構性矛盾：大老們沒有選舉包袱，敢於直接觸碰「最終政治協商」的深水區；但現任黨中央與地方諸侯面對台灣主流民意對「一國兩制」的高度排斥，深怕被貼上「紅統」標籤而影響未來的選舉基本盤，因此選擇與該倡議保持「精神支持但組織切割」的微妙距離。
3. 台灣社會的「戰爭焦慮」與「主權堅持」之撕裂 關中在會中直言「台灣人民都被蒙蔽了，政府在麻痺人民」，這番話精準戳中了台灣社會近年來對台海兵凶戰危的深層焦慮。隨著美中大國博弈加劇、台海灰色地帶衝突常態化，台灣中產階級與工商界確實存在一股強烈的「避戰求穩」心理。然而，倡議中直接將「避戰」與「啟動最終政治體制安排協商」掛鉤，卻觸動了台灣年輕世代與主流民意對「失去主權與民主生活方式」的恐懼。這使得該組織在爭取中間選民認同時，面臨極高的信任門檻。

六、 未來可能的局勢演變與兩岸發展推演

隨著「兩岸和平倡議」的正式運作與習近平在孫中山誕辰160週年講話定調，2026年底至2028年台灣大選前，台海局勢將沿著以下三個維度展開新的博弈：

1. 北京的戰略運用：「兩手策略」的極致化

北京將把這個台灣民間組織視為對台統戰的「樣板工程」與「突破口」。預期在2027年上半年，中共國台辦或政協系統極可能正式邀請關中、丁守中、蘇起等人率團訪問北京，甚至安排中共高層（如全國政協主席王滬寧）高規格接見，正式啟動所謂的「兩岸民間二軌政治對話」。 北京的算盤非常清晰：

• 對內與對台宣傳： 營造「台灣各界有識之士紛紛響應習近平號召、共商統一大計」的政治聲勢，分化台灣內部團結。
• 經濟與交流施壓： 透過這個民間平台，北京可能會釋放局部的惠台措施（如開放特定省市陸客赴台、恢復部分農漁產品輸入或舉辦半導體與AI民間論壇），但前提是必須透過該組織對接，以此羞辱並架空民進黨政府，迫使台灣工商界與地方政府向執政黨施壓。

2. 民進黨政府的反制：「國安法制化」與「民防強化」

面對前朝高官與退役將領可能赴陸展開「政治協商」的動向，執政黨絕不會坐視不管。依據台灣現行的《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任何個人或民間團體未經政府授權，不得與大陸黨政軍機構簽署涉及公權力或政治議題的協議。 預計台灣檢調與國安單位將會嚴密監控該組織的後續動向。一旦該組織在未獲授權的情況下，與北京達成任何帶有「政治安排」或「和平協議」性質的共識文件，執政黨極可能祭出重罰甚至啟動司法偵辦。同時，民進黨政府也會在輿論場上進一步強化「抗中保台」與「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敘事，將該組織定性為「北京代理人」，藉此凝聚綠營基本盤並爭取國際社會（尤其是美日歐盟）對台灣防衛決心的信任。

3. 台灣內部路線之爭的白熱化與美方態度

這批建制派大老的集結，實際上提前引爆了2028年台灣大選的路線之爭——即「備戰威懾路線」與「和談避戰路線」的正面對決。

雖然這群大老本身不再參選，但他們的論述將成為在野陣營內部辯論的焦點。 此外，華盛頓的態度將是決定該組織影響力天花板的關鍵。蘇起與關中在成立大會上對美國軍力與保護台灣意願的公開質疑，勢必引起美方高度關注。美國政學界向來警惕台灣內部出現「過度向北京傾斜、削弱自我防衛能力」的聲音。預期美方智庫與官員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會透過各種管道向台灣在野黨與建制派傳達明確訊息：華府支持兩岸降低緊張與對話，但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或削弱台灣自我防衛能力的「無條件政治協商」。

總體而言

蘇起、關中、丁守中等人選在2026年11月12日發起的這場行動，是台灣傳統外省與本土建制派政治菁英在歷史黃昏時刻的一次集體博弈。他們試圖以「二軌協商」為台海危機尋找安全閥，但在美中結構性對抗與台灣本土認同高度固化的現實下，這套「以政治協商換取和平」的方案，究竟能為台灣開闢出一條避戰的活路，還是會加劇台灣內部的認同撕裂、並成為北京對台施壓的槓桿，將是未來兩年台海政局最值得觀察的核心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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