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若彤》二二八死一千人就不值得反省追思了嗎？

張若彤》二二八死一千人就不值得反省追思了嗎？

照片取自羅大佑臉書粉絲專頁

【聚傳媒張若彤專欄】網友問羅大佑和唐湘龍講到二二八，然後有人批評他們這是négationnisme（歷史否定），認為羅大佑他們在否認或淡化二二八，問問我的意見。

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批評者是把二二八視為死亡達萬人級規模的事件，然後許多想法仍然是「屠殺了一整個世代菁英」那一套論述。這已經是他們的信仰了，其實沒什麼好表達意見的。誰才是歷史否定，將來自有印證。

我倒是建議，其實反對他們這種「至少死萬人」論調的，從今以後不妨大聲說出來，不用怕。

這個死亡萬人的說法，是一個「過時」的說法。

三十年前，的確，台灣有許多人（學界也好、民間也好）都認為，二二八死亡的台灣人絕對不低於一萬人。請注意，這個數字基本是用喊的，喊兩萬、三萬、甚至十萬的比比皆是，檔案、史料中寫「統計」、「估計」的，全部都是誆你的，實際就是憑感覺喊。

事實上，1995年二二八開始要補（賠）償死難者的時候，到底需要多少預算，就是用「死亡至少一萬人」來估計的。當時「六百萬」的上限，就是怕來領的太多，政府預算不夠。

結果大家都知道了，賠償期限從「施行日起兩年內」，之後一延再延，搞了十幾年，直至今日死亡加上失蹤獲賠者僅八百多人（其中還包含明顯非因二二八死亡者約五十人）。

很多台灣人不知道二二八的賠償後來又賠了第二次。為什麼敢賠第二次？有一說，就是因為最初的「六百萬」的賠償是以「至少萬人死」來訂的，實際核定的死亡失蹤案件連十分之一都不到，有些人認為可見原本的「六百萬」訂太低。

回到「過時」這件事，我的意思是，今日，一個理性的人，起碼應該可以對「早年喊的數字」（至少萬人）和「二十餘年間實際核定的失蹤與死難者」（約800人）中間，何以有十倍以上的落差，做出解釋。

沒有人說「受死亡失蹤賠償」的人數就嚴格等於「真正的死難」人數，但你要告訴我們，為什麼中間能夠出現十倍、甚至數十倍的差距？你要算給我看啊。

而且，如果你都認為這個實證性強的數字你不滿意，為什麼大家要採信你隨口喊的數千、一萬、甚至數萬的數字？

其實，2017年，也就是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時候，中研院台史所和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合辦了一場學術研討會，就有台大的林邑軒與吳駿盛挑戰了早期的估計結論，得到一千四百人上下的新估計，這是從理論上大幅下修了早期的估計。當時引起了在場人士的譁然與攻擊，在場就有知名教授用「三月初報紙上就寫死了三四千人」這種無法驗證、隨口喊的東西，來質疑這個在理論上完全可以驗證的新估計。

如果連學者都這這樣，我們能怎麼辦呢？

我前幾年和二二八國家紀念館的首任館長廖繼斌先生合辦活動，曾請到中研院管中閔院士來評論林邑軒與吳駿盛當年的論文，管院士對該論文的方法與結論均給予十分正面的評價。

順帶一提，林獻堂（灌園先生日記），也支持死亡約一千人的說法。學者吳乃德（政治立場不用我多說），也公開說他研究就是千人死亡。

也順便提一下，我和廖館長的算法是，將二二八平反運動開始之後出版的政府資料、口述等全部算進，只要有名有姓可以追查死於二二八的，不用甄別了，就當作全部都是國民政府殺的，這樣統計起來，滿打滿算大概1200人左右。（大致上可以理解為可實證數字的上界）

後來薛化元等人也做了所謂二二八「官方紀錄中的死亡失蹤人數」，得到8000-12000的數字，這個我和廖館長已經講到爛了，基本上如果你看過他們是怎麼算的、還相信，那你可能連基本的邏輯都有問題。

可笑的是，許多人一看到受死亡失蹤賠償者「只有」800多人，一下說「可能有人未申請賠償」，一下挑剔「存在無法證明的案件」，一下又拿「可能有人家族斷絕」，各種理由來挑剔這個可以驗證的數字。

你當然可以挑剔這個800人的數字，但你也要用同樣標準看待「至少萬人」的說法啊！

喔，對800人極盡挑剔之能事，一個人一個人跟人家爭，結果碰上隨口喊的「至少萬人」，突然又不挑了。

我告訴各位，二二八紀念基金會出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也是這樣幹，外省人死難，他跟你一個案件一個案件挑剔；本省臺灣人死難，那是數百、數千人完全不用查核，直接加總起來。連重複都沒想到要扣除。

說到前陣子二二八得獎的那位法國學者盧松，他在2018年有一篇論文，裡面最終是採「thousands（數千）」的說法，不過他繞來繞去也認為「萬人」是可信的數字。可是你去看他提出所謂萬人的根據，喔，是另一位學者的專書，那另一位學者憑什麼講「萬人」？嘿嘿，引的只不過是當年紐約時報的一則報導。

報導中，身在南京的記者訪問了1947年3月28日從福爾摩沙返回中國的外籍人士，這些外籍目擊者估計，有一萬名臺灣人遭中國武裝部隊殺害。據稱，反政府示威是由沒有武裝、意圖和平的人士進行的。一名剛從台北抵達中國的美國人說，來自大陸的軍隊於三月七日抵達台北，進行了三天無差別殺戮與搶劫，有一段時間，凡是在街上被看到的人都遭到射擊，房屋被闖入、住戶被殺害，據稱，在較貧窮的地區，街上到處都是屍體，這名美國人說，還有斬首、毀損屍體及婦女遭強姦的情形。

我想，不用受過學術訓練，任何人都有辦法挑剔以上的報導。但偏偏一些學者挑不出來。

話說最近發生了一件令我啼笑皆非的事情。

有網友傳來，細節不交代了，總之是說我「張若彤主張8000-12000，這是明顯較低的二二八死難數字」。按！我是批判8000-12000是胡扯啊，怎麼變成我主張8000-12000？

然後最好笑的是，反正是我張某人主張的數字，肯定是明顯較低的。被我沾到的數字，馬的連10000人都變低估計了。還明顯低！

跟各位說，我是學法學方法的，法學方法有個著名的公案，就是有一些學者把「限縮解釋」、「擴張解釋」，都當成是解釋「方法」。我的老師很早就告誡我們，「限縮、擴張」是解釋的「結果」，不是解釋的「方法」！

可是在二二八死難數字的這個公案中，許多學者煞有介事的在他們的研究裡，告訴你「500低得令人難以置信」「十萬高得荒謬」「一萬是大家的共識」這種論調。這種喊價一般的「方法」，是不是就是把「高估計」「低估計」當作一種方法？

研究者要指出自己的方法，然後按照方法出來多少就多少。方法不對，可以批評哪裡不對，這跟誰堅持較多的數字、誰堅持較少的數字沒有關係。

二二八死一千人就不值得反省追思了嗎？一定要非死萬人不可？

這種「非死萬人不可」的論調，恐怕才是négationnisme吧。

關於「領取死亡失蹤賠償」人數和「真實死亡」人數之間的差距，我最後再雞婆補充一些資訊給各位，防止大家被簡單帶偏了。

有人試圖用「有大量未申請者存在」「有大量案件無法證明」「有大量死者後嗣斷絕」來說明這兩個數字中間十倍以上的差距，但實際上，賠償的政策是有為了這些疑慮做補救的。申請賠償的期限一延再延，原規定施行後兩年內申請，此後數次修法展延，到了2004年截止後，2013年又再開放四年，2018年公布後再開放四年，最後期限是2022年1月18日。你頭兩年可以說「未申請」者會影響真正的數字，但延長了十幾年後，民進黨都執政多少年了，我們還能理直氣壯這麼質疑嗎？

此外，所謂的「存在大量無法證明的案件」，因為二二八賠償本來是以「補償」的名義發放的，本來就不需要嚴格證明死亡是因為公權力侵害所致，基金會自己就自承，有五十餘件其實根本不屬於二二八受難者（最多可以算成白恐的受難者）的案件，卻因故被核定為二二八的死難者。那些完全沒有資料的受難者，只要鄰居、甚至家人（！）幫他證明，也可以獲賠（例如著名的青山惠先案，雖然沒有任何資料、檔案可以證明，但審查小組採信了「在補償條例生效前即自行公開主張為受難者」的資料，意思是，當時沒有發錢、你也堅持家人是受難者，那這個證詞價值很高、我們願意採信）；還有那些，檔案中有相反的記載的，例如記載是被暴民殺死、不是被政府害死的；甚至！檔案中記載此人根本是暴徒被政府擊斃的，都不妨礙認定為「受公權力侵害致死者（或失蹤）」獲賠。

如此，在這樣寬鬆的認定下，仍被排除者，真案被排除的可能性已是極低。

最後是「後嗣斷絕」。二二八基金會在受理賠償案的最初幾年，就已經考慮過這一點，甚至都突破了法律的授權，用「有祭拜事實」（《二二八事件受難者賠償金申請認定及發放作業要點》第二之一條）來為沒有後代的受難者開啟申請後門（依照法律是要遺產繼承人來申請，但基金會用自己的內規來將「有祭拜事實達二十年」的人也納入了申請權人的範圍）

總之，為什麼他們主張的「至少萬人」，可以和受領死亡失蹤賠償者差到十倍、甚至數十倍？你要他們算給你看？應該是全世界沒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我說，已經是信仰了。

作者為《如是二二八》、《究竟二二八》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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