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刑峻法】刑責愈修愈重迎合民怨 未必能阻止下一起犯罪
上報/林宣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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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治安議題再度成為政治攻防焦點,台北市長選舉辯論會中,市長蔣萬安喊出「亂世用重典」;近年立法院也接連針對毒駕、詐欺及虐童等犯罪加重刑責。然而,嚴刑峻法是否真能遏止犯罪,法定刑度又該如何拿捏?始終存在不同立場。回顧近年立法院相關討論,從死刑、鞭刑公投等提案可以看出,每當重大犯罪引發社會關注,政治人物往往透過提出更重刑罰,回應民眾期待。
酒駕毒駕最重判死遭疑 重刑難解「被害同理感」焦慮
2022年初,立法院審查《刑法》第185條之3修正草案,朝野立委提出多個加重酒駕刑責版本,其中包括國民黨時任立委葉毓蘭、洪孟楷等人,主張將酒駕肇事致死的法定刑提高至死刑或無期徒刑。當時立委提出的修正草案多達14個版本,討論焦點除了提高酒駕初犯、累犯刑度,也包括是否沒入車輛、處罰共乘者等措施。
不過,司法院當時指出,酒駕致死與故意殺人不同,行為人並非以殺人為目的,若直接將酒駕致死訂為死刑,恐違反「比例原則」,也不符合「罪責相當」原則。立法院最終未採納酒駕致死死刑提案,於同年1月24日三讀通過修法,將酒駕未肇事最高刑度提高至3年,並延長累犯認定期間至10年,加重致死、重傷刑責。

類似的討論意見也在上月針對毒駕與酒駕脫鉤、再犯致死可判死刑的修法中出現。近年立法院針對毒駕、詐欺及虐童等犯罪修法都有個共同特點,就是容易引發社會對被害者處境的同理與憤怒,犯罪學者戴伸峰指出,這就是所謂「被害同理感」,民眾容易想像自己是下一個被害者或其家屬,衍伸出社會上不安的情緒。
立院修法「提高刑度」 重刑化未必有嚇阻效果
從修法頻率來看,毒駕在2023年先增訂毒品濃度達標即構成犯罪的規定,2026年又進一步將毒駕與酒駕刑責脫鉤,提高單純毒駕及致死、重傷刑度;詐欺則從2023年將深偽詐欺納入加重詐欺,隔年制定《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到2025年底再下修高額詐欺門檻、提高刑度;虐童相關法條在2019年增訂虐待致死、重傷的加重結果犯,2024年「凱凱案」後再提高未滿7歲兒童受虐的刑責,2025年更增訂凌虐未滿7歲兒童致死最重可判死刑的規定。

立法者採取的手段雖不盡相同,但方向都是擴大處罰範圍、提高法定刑度,甚至將死刑納入選項。然而,刑罰加重是否真能達到嚇阻效果,法定刑度又是否符合罪責相當原則,並非僅靠提高刑度就能回答。在近年修法過程中,政治人物、司法行政機關及第一線司法工作者、學者都從不同角度提出支持或質疑,反映出嚴刑峻法背後的法理與實務爭議。
對支持加重刑責的立委而言,毒駕、詐欺及虐童案件造成的傷害重大,現行刑罰不足以回應社會期待,因此提高法定刑、拉高刑度下限,甚至納入死刑,都是向加害者傳達嚴懲訊號的方式。

毒駕、虐童案件造成的傷害重大,激起民眾憤怒,要求提高刑罰。(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行政與司法機關曾提醒,刑罰加重仍須考量罪責是否相當。民進黨立委吳思瑤在虐童修法過程中也曾質疑,若將「過失」與「故意」虐童行為的刑度拉近,恐模糊法律責任差異,甚至產生加害者為掩飾犯行而殺害兒童的道德風險,主張應同步補強托育制度與社會安全網。

立委吳思瑤在虐童修法過程中質疑,若將過失與故意行為的刑度拉近,恐讓加害者為掩飾犯行而殺害兒童的道德風險。(資料照片/王侑聖攝)
此外,即使新法將死刑納入法定刑,實際判處仍有嚴格限制。依憲法法庭對死刑的判決意旨,個案須符合相關憲法要求;若由國民法官參與審判,評議時也須取得包含職業法官在內的法定多數同意,並非只要法條訂有死刑,法院就能直接判處。
《詐防法》修法爭議 實恐讓基層車手背負過度刑責
第一線司法工作者也提醒,刑度提高不代表司法實務就能順利運作。針對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將高額詐欺門檻從500萬元下修至100萬元,雲林地院法官王子榮今年投書指出,許多詐欺案件將因此成為最低刑度3年以上的強制辯護案件,若被告無力聘請律師,便須由國家負擔指定辯護或法律扶助費用;新增的「禁奢條款」也要求法院調查被告生活是否有超出一般程度的奢豪情形,恐進一步增加審理負擔。在詐欺案件量已相當龐大的情況下,修法可能讓司法資源更加吃緊。
法律學者李錫棟在〈詐欺犯罪危害防制條例第43條之解釋〉中曾指出,若以詐欺集團整體造成的被害金額,作為個別成員加重刑責的依據,可能使實際參與程度、主觀認知與犯罪所得不同的底層成員,承擔超出自身責任的刑罰。

法律學者李錫棟指出,若以詐欺集團造成的被害金額,作為個別成員加重刑責依據,可能讓底層成員承擔超出自身責任的刑罰。示意圖。(翻攝畫面)
在「2025刑事法研討會上」,法官陳宏瑋與學者陳俊偉則從不同角度,質疑以整起詐欺案件的全部被害金額,作為個別被告的犯罪所得。陳宏瑋指出,詐欺案件遭起訴者常是車手、收簿手等底層成員,未必掌握整個集團的運作,也不一定取得大部分款項。舉例來說,若詐欺集團騙取被害人1000萬元,車手僅拿到1萬元報酬,若要求他繳回全部1000萬元才能獲得自白減刑,恐與其實際所得及參與程度不相稱。陳俊偉認為,《詐防法》第47條的減刑設計,主要是鼓勵被告自白、加速訴訟程序,並非作為填補被害人損失的求償工具。

重刑化恐治標不治本 缺乏配套恐淪「宣洩憤怒工具」
戴伸峰表示,台灣確實有往重刑化傾斜的趨勢,部分修法更像是為了滿足大眾對重罰的期待,出現刑度一再提高、實際上卻難以執行的情況。
過去《上報》曾採訪前檢察官、《扭曲的正義》作者吳忻穎,她提醒,若持續以加重刑罰、監禁作為反毒手段,恐讓監獄承擔原本應由醫療與社會支持系統處理的問題,不僅無助降低再犯,也會增加監所負擔、耗損社會資源。從毒駕到詐欺、虐童,犯罪成因與樣態各不相同,若只用提高刑度回應社會憤怒,卻忽略犯罪預防、治療及制度配套,重刑或許能暫時回應民眾對正義的期待,卻未必能讓下一起犯罪不再發生。(責任編輯:殷偵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