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雨果／王兆貴

王兆貴

對我來說，早期是從《悲慘世界》《巴黎聖母院》這兩本書熟悉雨果的。先是閱讀譯著，後來又看了電影，印象特別深刻，以至於終生難忘。年輕時，由於缺乏理性觀照的閱歷，《九三年》雖然也看過，但沒留下什麼印象。

我第一次遇見雨果，是在縣城古舊書店泛黃的書架上。

那本《悲慘世界》的封面圖案雖然有些暗淡，但冉阿讓背著馬里烏斯在巴黎下水道匍匐前行的場景，至今仍在記憶深處閃著微光。那時不曾想到，雨果的文字與名字，會像種子般在異國他鄉撒落開來，結出跨地域的文化之果。

雨果作品來到中國，恰似一場及時雨。1903年6月間，魯迅以“庚辰”為筆名翻譯的《哀塵》問世，那是雨果在中國土地上的第一粒種子。從此，這位遙遠的西方作家開始了他漫長的東方之旅。李丹、方於夫婦耗費二十餘載心血譯就的《悲慘世界》，更是將雨果的人道主義精神化作了方塊字裏的永恆。

記得那個悶熱的夜晚，我在臨時借住的宿舍裏，汗津津地讀完了《巴黎聖母院》。當卡西莫多看到艾絲美拉達被絞死，同時發現他曾敬重的副主教克洛德是導致這一切的幕後黑手，於是將其推下鐘樓，爾後發出一聲悲歎，“這都是我愛過的人啊”。這樣的結局，讓人不由得心生無奈與悲涼。雨果筆下的巴黎聖母院，從此在讀者心中化為一個承載文化意象的符號化建築。小說也不再是簡單的愛情故事，而是關於美與醜、善與惡的深刻寓言。

雨果雖然從未踏足中國，但他的精神卻如蒲公英的種子，飄過千山萬水，在這片東方土地上生根發芽，延續生命。

路易·波拿巴發動政變後，雨果被迫流亡海外，曾在英吉利海峽的根西島“高城居”稽留了十多年。在“高城居”，他除了用中國藝術品來裝點空間外，還從瓷器、屏風等中式工藝美術品上汲取靈感，創作了一系列“中國題材畫”，甚至還寫過一首《中國花瓶》，將東方器物化作詩行的韻律。誰能想到，十九世紀的法國，東方美學與西方藝術在這位文化巨匠的居所裏跨界互融。

期間，他創作了多部重要作品，並在此寫下了抗議英法聯軍焚毀圓明園的著名公開信，稱圓明園為“世界奇跡”和“東方博物館”，從人道主義角度批判侵略行為，強調文明成果屬於全人類。

雨果對中國文化的親近，與他文學精神在中國的傳播，構成了跨文化對話的奇妙迴圈。他作品中那種博大的人道主義關懷，恰好呼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仁者愛人”的思想內核。《悲慘世界》里米里哀主教的寬恕，冉阿讓的救贖，不正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西方映照？而《九三年》中關於革命與人性的深刻思考，又與我們文化中“中庸之道”形成了有趣的對話。

這種跨文化的共鳴，讓雨果在中國擁有了特殊的生命力。他的作品不是被供奉在文學神殿裏的冰冷經典，而是融入普通人生活的精神養分。多少人在困境中從《悲慘世界》中獲得力量，多少人在迷茫時因《海上勞工》重拾勇氣？雨果教會我們的，不僅是如何欣賞文學，更是如何理解人性的複雜與光輝。

雨果曾經說過：“世界上最寬闊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寬闊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寬闊的是人的胸懷。”這句話在中國流傳之廣，幾乎成了民間諺語。或許，這就是文學穿越時空的力量——它讓不同文明背景下的人們，在共同的人性認知中相遇相知。

這就是雨果之於我們的意義——他不僅是文學史上的一個名字，更是一種觀看世界的方式，一種理解人性的智慧。當我們在現實中遭遇非黑即白的判斷時，會想起《悲慘世界》中灰色的地帶；當我們被表像迷惑時，會記起《巴黎聖母院》裏美與醜的辯證。

雨果對我最大的影響，是他作品中的悲憫情懷和人文關懷。

如果沒有雨果，我們的精神世界會貧瘠許多，將會失去理解苦難的另一個維度，缺少觀察人性的一扇重要窗口。正是通過他的筆，我們懂得了絕對的正義中需要溫度的調和，明白了外表醜陋之下可能藏著最美的靈魂。

如果沒有雨果，我們的文學記憶裏將會缺失那對震撼靈魂的身影——在巴黎聖母院的鐘聲裏相擁的卡西莫多與艾斯米拉達。雨果早已不只是法蘭西的文學巨匠，他更是在東方古國落地生根的精神座標，是幾代中國人理解人道主義的啟蒙者。

如今，當我們重新翻開雨果的作品，不僅是在閱讀一個法國作家的故事，更是在進行一場跨越時空的文明對話。在這場對話中，東西方的智慧相互映照，共同描繪著人類精神的廣闊圖景。而這一切，都始於那個用文字改變世界的法國作家，和他對人性永不熄滅的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