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法非法 論就業安定基金 一

余如晦 篤實的社會觀察家
近期許多討論外勞與本勞必須脫鉤的說法，已讓勞動部以次長層級在媒體上多次說明解釋，然而，看看說明之後的下方留言，就會發現勞動部顯然完全不理解事情的嚴重性，或者他們只是不食人間煙火 － 本部不過就是按照黨意實施政策罷了，人民的苦難又關我什麼事？本部的高中畢業生部長也未曾有什麼意見啊！
他們越解釋，漏洞百出的說法就更讓輿論更形激烈，關於外勞與本勞的種種研析與政策針貶在這一年之內已見諸許多媒體，例如逃逸外勞已達十萬、由外勞造成的社會治安問題越演越烈、假人權之名慷人民之慨的外勞保險政策、把外勞及外籍學生當作大爺、卻把本勞與本國籍學生當成是敝屣，這種種荒誕的施政作為早已激起民怨，但我們大有為的民進黨政府繼續在洋流上做文章，國不國家不家莫此為甚。
關於以上各個命題，許多專家學者及政黨皆已痛陳，例如台聯黨及台灣失能者家庭暨看護雇主國際協會長期以來對這些議題均已提出洞見，只不過民進黨政府置若罔聞罷了，其實也不意外，行政院目前的唯一功能就是打破世界民主法則的不副署任何法案，除非民進黨下台，否則所有台灣一切的政治問題皆無解。
早該檢討的就業安定基金
在此我們且單從台灣的長照問題說起，其中最嚴重且無理的規定就是就業安定基金。就業安定基金是台灣專門用於促進本國勞工就業、提升勞工福祉與管理外籍勞工的特別基金，關於其設立背景與歷年引發的爭議，大致如下；
1994年 （民國83年） 當時執政的國民黨 (行政院長為連戰、總統為李登輝) 依據 《就業服務法》 第 55 條設立。資金主要來自雇主聘僱外籍勞工時，每月必須向政府繳交的「就業安定費」，其背景是台灣自1989年起大規模引進外籍勞工，政府為了降低外勞對本國勞工就業市場的衝擊，因而向雇主徵收費用成立該基金，專款專用於促進本國國民就業、提升勞工技能與職業訓練、保障勞工權益及處理外國人聘僱管理等等事項。初期就安基金並無什麼爭議，一如其設立的初衷，對於穩定勞動市場具有相當的效益，然而，在民進黨執政之後，該基金的使用逐漸衍生出弊端。
其一、該基金金屬於「作業基金 / 特種基金」，在預算彈性與支用上比一般公務預算更具彈性，然而因其屬性多年來屢次遭立法委員、審計部與民間團體質疑淪為歷任勞動部首長 (過去的勞委會) 與行政院高層的「部門小金庫」與「政績宣傳提款機」。
民進黨執政之後該基金屢遭挪用，2024年底勞動部職場霸凌案爆發後，經審計部調查，前勞動部長許銘春曾動用該基金約500萬元舉辦「性別工作平等法音樂會」，並於會上親自高歌、拍攝個人宣傳沙龍照，遭批公帑私用，此外勞動部每年動用數百萬甚至上千萬元製作宣傳影片或舉辦搬遷典禮剪綵，經查經費也是源自於該基金，這些影片的最終點閱率僅數百次至十餘萬次，被質疑為效益極低且淪為利益輸送。反觀六年前當韓國瑜主政高雄時，耗資僅一百餘萬經公開招標程序完成拍攝的高雄觀光主題曲「出去走走MV」，一經推出點閱率便飆破百萬，六年之間已累積近六百萬點閱率，孰輕孰重？一目瞭然！
其二、該基金的支用範圍過於寬鬆，部分預算被拿來支應與「就業安定」無直接關聯的機關內部開支，經查例如裝修辦公室、購買高級咖啡豆、清潔用品採購、清理垃圾乃至行政官司訴訟費等等，甚至有訴訟費用是用來與勞工團體對審，引發「拿勞工相關基金追打勞工」的強烈批判。
其三、審計部查出數千萬元不符用途與全民買單爭議，審計部於 2024 年底至 2025年深入調查發現，該基金竟有高達7,224多萬元的支用完全不符合原始法訂用途，荒謬的是勞動部表示將向行政院爭取編列公務預算「歸墊 （補回） 」這些遭濫用的就安基金，這也引發朝野立委痛批是「官員違規濫用，卻要全體納稅人編公務預算買單」。  
其四、制度性漏洞與監督機制形同虛設，該基金規模龐大，常年基金累積規模達數百億元，然而，管理委員會多由勞動部官員與學者兼任，明顯是球員兼裁判。此外，該基金因為附屬於勞動部預算之內，過去在立法院審查時往往未經逐條審查的檢視，導致歷任決策者以「促進就業宣導」為名目，將其作為調度資金的便利管道。 
慘被剝削的失能及重症家庭
對於聘用外籍看護的失能或重症家庭而言，依法繳納「就業安定費」 （就業安定基金來源之一） 本是用於促進整體就業與完善照護體系，然而，當看護逃逸之後，制度上的不對等與缺失，就成為重症家庭的巨大沉重負擔。何以致之？看似合理的就業安定基金至少存在以下弊端。
第一是「只收費、無保障」，兩造雙方的權利與義務嚴重失衡，雇主按月依法繳納就業安定費，性質上類似規費，但當外籍看護違法逃逸時，該基金並未提供任何實質補償或緊急替換機制。
第二是風險全由重症及失能家庭承擔，外籍看護逃逸屬於違約及違法行為，然而，政府對於查緝與防範的能量相當有限，甚至，嚴格講起來是默許其存在，原因在於台灣缺工問題嚴重，但這種違法行為的後果最後卻轉嫁給重症及失能家庭，不僅照護中斷，同時家庭的財政也面臨龐大壓力及損失。
第三是重症及失能家庭的空窗期限制與經濟雙重懲罰，在外籍看護工逃逸之後，雇主必須等待3至6個月才能申請遞補新看護，這就是所謂的空窗期。在空窗期間，重症及失能家庭被迫改聘昂貴的本國看護，其支出每日約新台幣2,800至3,600元，或被迫將家人移入機構安置，這都帶來極大的經濟壓力。同時這也牽涉到許多繁瑣的行政程序，外籍看護失聯後，雇主依法仍需完成報案，並進行廢止聘僱許可的繁雜行政程序，儘管失聯登記生效後，雇主可暫停繳納就業安定費，但在通報與釐清階段的空窗爭議仍常讓家庭困擾不已。
第四是就業安定基金與其原設定用途脫節，也未給予雇主實質上的支持，簡言之，失能及重症家庭在依法繳費之後，並未能獲得例如「緊急臨時照護補助」、「看護逃逸風險保險」或「替換過渡期費用補貼」等等的支援。
第五是弱勢認定過於單一，目前僅有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等法定弱勢可免繳就業安定費。但是，許多中產階級的失能與重症家庭，雖未達貧窮標準線，然而，龐大的長期醫療與照護支出早已入不敷出，甚者，許多庭成員因為照護親人的關係必須犧牲其在職場上的發展，易言之，就業安定費已經變相成為「照護稅」。
第六是不對等的雙重標準，這點尤其不合理，民進黨政府嚴以律本國雇主，寬以待外籍看護。外籍看護違約的成本相當低，舉例而言，外籍看護逃逸之後進入勞動黑市，其獲利更高且黑工查緝不易，即使被警方查緝到案，最終頂多是遣返，且遣返費用還不用自己支付。但雇主若稍有不慎違反勞基法或聘僱規定，即面臨罰款或廢止聘僱資格，現行制度對遵法且負擔龐大費用的合法雇主極不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