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

前所未有

2026年1月11日，我的學生為我舉辦退休晚會。當天有七十位學生到場，年齡從二十歲到五十餘歲不等。我望著這一屋子的人，想起三十年前第一次走進實驗室的那批學生，也是二十出頭的模樣，眼神裡帶著緊張，也帶著一股誰也勸不動的篤定。三十年來，我看著一批批學生從青澀走向成熟，也看見一個始終不變的現象：每一代二十歲的年輕人，都深信自己此刻的痛苦、困惑與激情前所未有，從來沒有人經歷過。

美國作家瓊·狄迪恩（Joan Didion；圖一）在1968年的散文集《向伯利恆傾斜》（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中寫道：「二十歲、二十一歲，甚至二十三歲這個年紀，其福禍參半的恩賜之一，就是那種堅信不疑的感覺：儘管所有相反的證據擺在眼前，這樣的事情從未在任何人身上發生過。（One of the mixed blessings of being twenty and twenty-one and even twenty-three is the conviction that nothing like this, all evidence to the contrary notwithstanding, has ever happened to anyone before.）」

圖一：瓊·狄迪恩

這句話最殘酷的地方，在於它本身就是證據。1968年她寫下時，二十歲的讀者覺得被說中了；2026年我的學生讀到，也覺得被說中了。同一句話穿透近六十年，恰恰證明那種「前所未有」的感覺，從來沒有新過。她並未嘲諷青春，而是指出這份錯覺既是年輕人的能量來源，也可能是通往孤立與盲目的入口。在我的教學生涯裡，這個循環一再重演：研究卡關的學生，常以為自己是第一個走進死胡同的人，而實驗室的書架上，其實擺著前輩留下的失敗紀錄，那些紀錄是無聲的回聲。

我們確實應當為年輕人保留這份強度。沒有它，就不會有冒險、創造，也不會有對不義的零容忍。但我們同時需要另一種能力，那就是時間感。它不只是知道前人也曾迷惘，更要明白前人的迷惘發生在不同的條件之下，所以他們的答案不能直接複製給你，但他們面對未知的姿態可以。當一個世代不願承認前人曾經跌倒、迷惘並重建，就容易把每一次挫敗誤認為世界的終結，把每一次焦慮誤認為個人的宿命。這種姿態並不浪漫，只是讓人多走冤枉路。

前人的經驗不用來否定你，而是用來陪伴你：崩塌之後有人站起來過，失序之中也有人找到過暫時的秩序。而陪伴不會自動發生，它需要有人開口。那天晚上，我看見一位五十歲的學生和一個剛進實驗室的年輕人站在角落說話，說了很久。事後我問年輕人聊了什麼，他說，學長告訴他自己當年也想放棄過。我忽然明白，所謂跨世代對話，不只是一個論點，而是一個人願意說出失敗，另一個人願意認真聽。

這樣的對話不該只發生在一場晚會裡。教育現場、媒體與公共討論，都應該讓年輕人的感受被認真對待，也讓歷史的回聲有位置發聲。

年輕時，我們需要相信自己的感受獨一無二，才有勇氣去感受、去行動。成熟則是在保留這份強度的同時，看見自己在更大圖景中的位置，並且學會辨認哪些是答案，哪些是姿態。答案會過期，姿態不會。

你的痛苦是真實的，但你並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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