繞著地球談戀愛：我曾經跟剛果人談過戀愛

文：張恭銘

二〇二五年，我去了剛果。

朋友們都問我為什麼，那個地方在新聞裡總是伴隨著內戰、伊波拉、貧窮。我笑了笑，說不出一個像樣的理由。後來我才明白，有些旅程不是為了抵達，而是為了離開。那時的我，剛從一段糾纏多年的關係裡走出來，整個人像一只被剪斷線的風箏，以為自由了，卻不知道自己終究會落在哪裡。

我報名了一個國際醫療援助的計畫，被分派到剛果民主共和國東部的布卡武（Bukavu）。那是一座緊鄰基伏湖（Lake Kivu）的城市，湖水藍得近乎不真實，像是上帝打翻了一整罐的藍色顏料。但城市本身是破敗的，泥土路、鐵皮屋、沿街叫賣的婦女與赤腳奔跑的孩子。我在一間簡陋的診所裡工作，每天面對的是瘧疾、營養不良、以及比疾病更難治癒的絕望。

他叫做帕斯卡（Pascal），是診所的翻譯，也是當地的社區工作者。他會說法語、斯瓦希里語、林加拉語，還有一點點英語。他教我如何用斯瓦希里語說「你好」，是「Jambo」，說「謝謝」是「Asante」。他的聲音低沉，像是非洲鼓在遠處敲響，沉穩而有力。

第一次真正注意到他，是在一個午後。一個得了瘧疾的小女孩哭個不停，不肯讓任何人碰她。帕斯卡走過去，蹲下身，用一種我聽不懂的語言對她說話。他的聲音像是在唱歌，輕柔而緩慢。小女孩慢慢停止了哭泣，睜大眼睛看著他。他伸出手，小女孩竟然握住了他的手指。

「你跟她說了什麼？」我問。

「我跟她說，她的祖母在星星那邊看著她，等她好了，就會夢見祖母在跳舞。」他說，語氣平淡得像是在說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

「你怎麼知道她祖母已經過世了？」

他微微一笑，說：「在這裡，每個孩子都有一位在星星那邊的祖母。」

那一刻，我忽然覺得自己過去所理解的「安慰」都太過輕薄。在台灣，我們說「加油」、「會沒事的」、「你可以的」。但在剛果，他們用故事，用星星，用看不見的祖先，來包裹一個孩子的恐懼。

我們開始有了更多交集。他帶我去基伏湖邊看日出，太陽從湖面升起的時候，整片湖水像是被點燃了一樣。他說，在剛果，日出不只是日出，那是「Mungu」——上帝——每天早晨對世界的承諾。

「你知道嗎？」他說，這是他後來常常對我說的一句話，「在剛果，我們不說『我愛你』。我們說『Nalingi yo na motema mobimba』——我用整顆心想要你。」

我笑了，說：「這聽起來好像要吃人。」

他也笑了，笑聲像湖水拍打岸邊的石頭，厚實而溫暖。他說：「愛本來就是一種吞噬。你愛一個人，就是允許他吃掉你的孤獨。」

剛果人的愛情，和我在台灣所經歷的，幾乎是兩個世界的語言。在台灣，我們談戀愛像在簽合約，先確認彼此的條件、家庭、未來規劃。但在剛果，愛情是一種生存的方式。他們活在一個充滿不確定的地方，戰爭、疾病、貧窮，每一天都可能是最後一天。所以他們的愛，來得猛烈而直接，像是暴風雨，不給你準備的時間。

帕斯卡告訴我，在剛果的某些部落裡，男生要向女生求婚，必須先送一頭山羊。不是戒指，不是鮮花，是一頭活生生的山羊。因為山羊代表財富，代表你能養活一個家庭，代表你願意用最實際的方式承諾未來。

「那你送過山羊嗎？」我問。

「送過。」他說，眼神忽然暗了下來，「她走了。去了金夏沙。她說她想要的城市，是沒有山羊的城市。」

我沉默了。我想起台灣的愛情，我們用 Line 確認關係，用 Instagram 宣告主權，用「已讀不回」當作武器。我們把愛情變成一場精密的手機遊戲，卻忘了愛情最原始的樣子——那是兩顆心在黑暗裡互相靠近，沒有濾鏡，沒有修圖，沒有已讀。

有一天，帕斯卡帶我去他的村莊。那是一個離布卡武大約兩個小時車程的地方，泥土路的盡頭，幾十間茅草屋圍成一個圓。他的母親見到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後走過來，用雙手捧住我的臉，說了一句我聽不懂的話。

「她說什麼？」我問帕斯卡。

「她說，歡迎你，我的女兒。她說你的皮膚像月亮，但你的眼睛像太陽。」

我在那個村莊待了兩天。帕斯卡的母親教我如何用木薯粉做「Fufu」，那是一種黏稠的麵團，要用手捏著吃。帕斯卡的妹妹教我跳舞，那是一種用臀部畫圈的舞步，叫做「Ndombolo」，音樂是熱烈的，節奏是狂野的，身體是不需要語言的。村裡的孩子圍著我，叫我「Mzungu」——白人，雖然我不是白人，但在他們眼裡，所有外來者都是「Mzungu」。

第二天晚上，帕斯卡帶我去村外的一片空地。滿天的星星，密密麻麻的，像是有人把一整袋的鑽石撒在黑色的絨布上。

「在剛果，」他說，聲音很輕，「我們相信每個人出生的時候，都有一顆屬於自己的星星。如果你愛一個人，你就會找到她的星星，然後每天晚上對它說話。」

「你找到我的星星了嗎？」我問。

他沒有回答，只是握住我的手。他的手很大，很粗糙，掌心的繭像是地圖，記錄著他走過的所有泥土路。那一刻，我忽然覺得自己正在被一種比愛情更古老的東西包圍——那是土地、是星辰、是祖先、是整個非洲大陸的呼吸。

但文化差異終究是無法跨越的，或者說，不是靠愛情就能跨越的。

帕斯卡希望我留下來。他說，我們可以在布卡武結婚，他可以蓋一間房子給我，我們可以一起在診所工作，一起看基伏湖的日出，一起變老。他說這些話的時候，眼睛裡有一種我從未見過的光，那是希望，也是絕望。

「我沒有辦法留下來。」我說。這句話像一把刀，割開了我們之間那層薄薄的浪漫。

「為什麼？」他問，「你不愛我嗎？」

「我愛你，」我說，眼淚掉了下來，「但愛不是全部。我還有家人，還有我的國家，還有我沒有完成的責任。」

他沉默了。過了很久，他才說：「在剛果，我們說『Bolingo ezali na nzela moko te』——愛沒有唯一的路。但也許，有些路，註定要一個人走。」

回台灣的那天，帕斯卡來送我。他沒有哭，只是靜靜地站在那裡，像一棵被風吹不動的樹。他從口袋裡拿出一條手鍊，是用當地的珠子編成的，紅色、黃色、綠色，那是剛果國旗的顏色。

「這是我們村裡的傳統，」他說，「女生戴著它，代表有人在家鄉等她。但你不是回家鄉，你是去另一個家鄉。所以這條手鍊，代表有人在遠方想你。」

我把手鍊戴在手腕上，到現在都還留著。

飛機起飛的時候，我看著窗外，剛果的土地慢慢變小，變成一塊綠色的斑點。我打開帕斯卡寫給我的最後一封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寫著：「謝謝你的存在。」

那是我教他的第一句中文。他說，這句話比「我愛你」更美，因為「愛」可能是短暫的，但「存在」是永恆的。

我繞著地球談了一場戀愛，而這場戀愛教會我，愛情的模樣有千百種。在台灣，我們用「在一起」定義愛情；在克羅埃西亞，他們用「唯一」定義愛情；但在剛果，他們用「星星」定義愛情。那是更古老的，更緩慢的，更接近靈魂深處的。

我曾經以為，愛情是兩個人之間的事。但後來我才明白，愛情是整個文化、整個歷史、整個世界的縮影。當你愛上一個人，你其實是愛上了他的土地、他的語言、他的祖先、他的星辰。

回到台灣後，我偶爾會在夜晚抬頭看星星。我想像帕斯卡也在看著同一片天空，想像他在對我的星星說話。我沒有再跟他聯絡，因為我知道，有些愛情是用來記得的，不是用來完成的。

但我開始學會說「我用整顆心想要你」。我開始學會送一朵玫瑰，而不是一束。我開始學會用故事安慰一個哭泣的人，用沉默表達最深的關心。

我繞著地球談了一場戀愛，而這場戀愛教會我，愛情的樣子有很多種，有些是熱烈的，有些是安靜的，有些是帶著海風的鹹味，有些是帶著戰火的傷痕，有些是帶著星星的光芒。

但不論是哪一種，只要是真心，就值得被記得。

就像帕斯卡說的，愛沒有唯一的路。

而我，終於願意再一次，讓自己走在愛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