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傾聽生命故事為起點的健康實踐

以傾聽生命故事為起點的健康實踐

圖文: 蔡篤堅

從「治病」之外，重新理解健康

臺灣進入超高齡社會之後，我們很容易把健康問題理解成一組愈來愈龐大的數字：多少高齡人口、多少慢性病、多少失智、需要多少醫師、多少病床、多少長照人力。2026年初，臺灣65歲以上人口已達467萬人，占總人口20.06%；到了今年7月底更已超過477萬人，占20.5%。國發會推估，到2070年，65歲以上人口將占46.5%，接近每兩個人就有一位高齡者。

可是，如果高齡社會的健康政策只有「生病以後找誰治療」，我們恐怕忽略了一個更根本的問題：人在還沒有生病、病後復原、與慢性疾病共存，甚至走向生命最後階段的漫長時間裡，究竟靠什麼維持健康？答案不只是藥物、運動、飲食與醫療，也包括一個看似離醫學很遠、其實與健康極為接近的能力：是否有人願意真正傾聽你的聲音，而你是否也能在訴說中，重新理解自己走過的一生，並賦予它屬於自己的意義。

沒有預設，才有真正的傾聽

口述歷史最重要的，不是「問對問題」，而是暫時不要替別人決定答案。一般訪談往往是有目的的。醫師問病人：「哪裡痛？多久了？有沒有發燒？」研究者問：「你是否同意這項政策？」媒體問：「你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這些問題都沒有錯，但問題本身往往已經替對方切割了世界。

長久以來我所嘗試建立的口述歷史方法，恰恰反過來：訪談者先把自己原有的答案放下來。不是沒有知識，而是不要讓知識太快成為框架。「無預設」的訪談不是冷漠，而是在一開始甚至不要假定「我跟你有同樣感受」、不要急著說「我了解你」，更不要要求對方同意我的價值判斷。訪談者應承認，每個人都有根據自己生命經驗所形成的一套內在邏輯，盡可能讓他把情感、事件與意義自己連接起來。因此，一場好的口述歷史訪談，不是問卷，也不是心理治療，更不是審問。它比較像是兩個人共同打開一個空間：我暫時不告訴你應該成為什麼人，你也不必回答我想聽的答案，你可以從自己的地方開始。

疾病只是生命的部分，故事讓我們看見完整的人

人的經驗並不是一發生就自動成為「知識」。外界刺激先形成情緒、感覺與知覺，其中某些經驗累積成情感，經過理解，再逐漸形成知識、自我認同、敘事與故事。這個故事又同時連結一個人的家庭、機構、社會與歷史。

我的口述歷史課程一直用「情感—了解—知識」來描述這個過程，也把研究者定位為知識生產的「催化劑」，而不是替受訪者宣布真理的人。所以，一個老人說：「以前家裡很窮」，表面上只有七個字。再聽下去，也許會出現父親、母親、兄弟姐妹、戰爭、遷徙、飢餓、工作、婚姻、第一次存到錢、第一次買房子，以及他現在為什麼捨不得丟東西。醫學可能把「捨不得丟東西」看成行為問題，家人可能嫌他固執。可是當生命故事展開以後，那個行為突然有了歷史，這就是口述歷史與一般病史詢問最大的差別。症狀問的是：「你出了什麼問題？」沒有預設的口述歷史問的是：「你究竟是怎樣走到今天？」而後一個問題，常常才是理解前一個問題的入口。

從玉里經驗理解真正的「賦能」

「賦能」這個觀念不是坐在書房裡想出來的。早年接觸玉里精神醫療與社區精神復健時，我看到一件很重要的事。過去被認為需要長期收容的慢性重症精神病患，如果只從「缺陷」來看，很容易得到同一個結論：他不能工作、不能獨立、必須有人管理。可是當我們開始聽病人怎麼描述自己的疾病、生活與人際關係，問題就不再只是「他失去了什麼」，而開始問：他還有哪些能力可以發揮？

患者敘事不只是幫助專業人員理解疾病，也使治療開始注意患者的「殘餘功能」，由此設計具有患者自主與賦權意義的處遇。在玉里，穩定下來的病友被支持進入社區工作。醫療人員不是只對社區說「請接納精神病人」，而是透過長期互動，讓商家、居民、病友與家屬彼此理解。結果，整個社區逐漸成為第二層次的「治療性社區」：患者能生活、工作、建立自信，社區也重新理解什麼叫做能力與正常。

更關鍵的是，去機構化若只是把病床關掉，是可能失敗的；真正的去機構化必須讓病人、家屬、社區與支持網絡彼此增能，而核心正是相信當事人仍然具有解決一部分自己問題的能力。我後來愈來愈理解：真正的健康專業，不只是替人解決問題，而是讓他重新相信自己仍然有能力處理生活。這與「最好的醫師是自己」，其實是同一件事情。

從原住民部落學會：健康不能只從外面送進去

上個世紀末，政府投入大量資源改善山地醫療，但資源增加不必然代表彼此理解增加。有時候，一套從都市、醫院與專業角度認為「正確」的方案進入部落，甚至會製造新的衝突。後來屏東基督教醫院與學界合作，把口述歷史帶進部落，不是先告訴部落「你們有什麼健康問題」，而是先理解部落怎麼看自己。

原住民醫師也參與其中，逐漸形成由部落衛生體系與醫院合作、尊重地方文化與自主性的整合式醫療服務模式。口述歷史在此不再只是保存文化，而成為跨越文化藩籬、建立信任及進行社區健康營造的方法。後來甚至讓衛生所人員、社區發展協會幹部自己成為口述歷史訪談者。換句話說，專業者不再只是「衛教別人」，他開始聽。耆老也不只是政策的「服務對象」，他開始成為老師。在金峰鄉等地，部落歷史記憶的重建逐漸與健康生活、文化重建和社區自主連在一起。

其中一個很有意思的例子是飲酒問題。如果外來專業預設「原住民愛喝酒，所以要戒酒」，方案很容易變成道德規訓。但實際深入生活後，有人發現對一些人而言，酒並不是問題的起點，而可能是失落、生活挫折與受傷心靈的一個出口。這並不是為有害飲酒辯護，而是提醒我們：如果只消滅行為，不理解故事，問題常常會換一個形式回來。

當生命敘事成為健康的一部分

「口述歷史」不是一種經醫學核准的治療，不能說做口述歷史就會降血壓、治療癌症或延長壽命。但與它相鄰的「生命回顧」（life review）、「回憶治療」（reminiscence therapy）與敘事醫學研究，已經累積不少值得注意的實證。2023年的一項系統性回顧與統合分析納入32項研究、2,353位老人，發現生命回顧與回憶介入與較好的生活品質及生活滿意度相關。另一項生命回顧的系統性回顧顯示，其對老人憂鬱、無望感與幸福感可能有正向效果，但不同結果的證據強度並不完全一致，仍需更多長期研究。2024年的整合性回顧涵蓋1974至2023年的131篇研究，也認為生命回顧在部分高齡族群中，對生活滿意度、憂鬱症狀、創傷後壓力以及認知退化者具有一定短期效益，但效果可以維持多久仍不確定。

更新研究甚至顯示，在不同形式的回憶介入中，敘事取向對老人憂鬱症狀與生活滿意度的效果值得進一步關注。這些研究不能直接證明「口述歷史有療效」，但至少支持了一件事：整理生命、重新理解自己、把經驗說給另一個人聽，並不是健康之外無關緊要的活動。2025年的敘事醫學系統性回顧，從患者與照顧者角度分析42項研究，也發現敘事醫學對疾病經驗與福祉多有正向影響，同時能讓原本容易被醫療體系忽略的需求與困難被看見。

最珍貴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不是治療

「沒有預設的口述歷史」最珍貴的地方，恰恰在於它不是治療。因為一旦我們告訴一位老人：「現在我要替你做回憶治療」，關係已經改變了。他成為患者，我成為治療者；我已經預設他有一個需要改善的問題。但如果我只是坐在旁邊問：「你小時候住在哪裡？」「家裡誰最疼你？」「第一次工作是什麼？」「你這一輩子最得意的是什麼？」「有什麼事情，到現在還沒有人真正問過你？」這就完全不一樣。後者把一個「被照顧的人」，重新變成一個有歷史的人。

這對高齡社會尤其重要，因為我們很容易讓老人失去身分。原來是老師，住進機構以後變成「王伯伯305床」；原來養大五個孩子、經營一家公司，失智以後變成「MMSE 18分」；原來走過戰後貧困、戒嚴、經濟起飛、民主化與家庭三代變遷，最後只剩下健保卡上的診斷碼。醫療不只是延續生命，也應看見一個人走過的人生；唯有如此，照顧才能完整。

從「處方」進入「生命」

WHO現在對健康老化的定義，也已經遠遠超過「沒有疾病」。健康老化是維持一個人可以做他所重視事情的「功能能力」，其中包括滿足基本需要、學習與決策、行動、維持關係，以及繼續對社會有所貢獻；而這些能力不只來自身體，也受到家庭、社區、人際關係與整體生活環境影響。

這與口述歷史非常接近。因為一個人要維持功能能力，首先必須還有「我是誰」以及「我為什麼要繼續做這件事」的感覺。醫師可以告訴老人每天走三千步，但他為什麼要走？若訪談之後才知道，他年輕時每天牽太太從市場走回家，太太去世以後便再也不想出門，那麼真正的健康介入也許不是再發一張運動衛教單，而是找一個人陪他重新走那條路，這便從「處方」進入了「生命」。

少子化之後，我們還要面對「關係的營養不良」

WHO在2025年把「社會連結」正式提升到全球公共衛生的重要位置。

最新資料指出，全球約六分之一人口正在經歷孤獨；老人約11.8%感到孤獨，而且約四分之一高齡者處於社會隔離。社會孤立與孤獨不只是情緒問題，還與較差的身心健康、生活品質及死亡風險相關。

這件事情在少子化臺灣尤其嚴重。一個八十五歲老人過去可能有六個子女、二十個親戚住在同一個聚落。未來一個八十五歲老人，很可能只有一個住在外地的孩子。於是健康政策必須開始處理一種新型態的營養不良：關係的營養不良。而口述歷史正可以成為一種低成本、卻高度人性化的「社會連結技術」。

每個社區，都應該有一張說故事的桌子

WHO提出社會連結策略時，也不只談醫療，而特別強調社區團體、支持網絡、友伴關係，以及圖書館、公園、交通等「社會基礎設施」。因此，未來每個社區健康據點，除了量血壓、做運動、共餐，都應該有一張桌子是用來說故事的。每一個社區，都可以成立「生命故事健康站」。

這不需要很大的預算，只需要訓練一些人學會不急著說話。退休醫師、護理師、老師、大學生、社區志工、年輕人，都可以學習基本的開放式口述歷史技巧。不必先準備「十大問題」，從一張老照片、一首歌、一個地名、一件工具、一頓飯開始就好。讓長者談兒時、工作、婚姻、戰爭、遷徙、疾病、失敗、愛情、信仰、技藝與人生最重要的選擇，最後形成照片、錄音、文字、家庭史、社區史與數位生命故事。

口述歷史的成果，是重新連結彼此

重要的甚至未必是完成一本書。真正重要的是過程中：老人重新被需要；青年重新理解老人；家屬開始發現父母不是只有需要照顧；醫護人員知道疾病背後是什麼樣的人；社區則慢慢發現自己並不是一群住在同一個地方的陌生人，而是一個共享記憶的共同體。

過去陽明大學學生進入東華里參與口述與社區健康工作，不只是增加資料蒐集，更讓學生學習如何尊重不同生命經驗、理解土地與歷史，同時促成更多社區資源整合。所以口述歷史的成果，不只是一冊書，而是重新連結彼此。

最好的社區健康營造，是讓每個人重新成為老師

臺灣有一整代非常優秀的退休醫師、護理師與各行各業專業者正在進入社區，如果我們只問他們需要多少長照服務，是巨大的浪費。一個八十歲的外科醫師，不一定還能開刀，但可以告訴年輕醫師四十年來最重要的臨床判斷是怎麼學會的。一個退休助產士可能接過幾千個孩子，她保存的是教科書從未記錄的女性身體知識。一個農夫知道土地四十年的氣候變化；一位家庭主婦知道整個家族如何從貧困走向中產。這些不僅只是「老人回憶」，那是臺灣最龐大的生命知識庫。

我過去的口述歷史方法一直強調：「人人都是哲學家。」一個人的故事不只包含個人經驗，也承載家庭、機構、社會與歷史不同層次的情感與知識；口述歷史做的，是協助受訪者把這些零碎經驗重新形成較完整的故事。而我甚至曾在方法課裡對學生說：一個真正成功的訪談，好像訪談者自己也接受了一次心理治療。因為當你認真理解另一個人的生命為什麼會形成今天的樣子，你也會突然發現，自己以為理所當然的人生，其實同樣獨特。所以口述歷史從來不是單向「關懷老人」，老人也在療癒年輕人。

從照顧服務網絡，走向生命關係網絡

臺灣今年正式啟動長照3.0，政策提出「健康老化、在地老化、安寧善終」，並進一步強調居家、社區、機構、醫療與社福的整合。方向是對的，但如果要真正面對未來三、四十年的臺灣，我認為還必須增加一個層次：從照顧服務網絡，走向生命關係網絡。

未來的社區健康據點，不應只有C據點、日照中心、居家護理與失智服務，還可以有生命故事工作坊、跨世代訪談、退休專業者口述史、疾病經驗分享、照顧者故事、社區共同記憶地圖，以及臨終生命回顧。這些工作成本不高，也不能取代正式醫療與心理治療，但它做的是醫療設備做不到的事情：把一個人重新接回自己的生命，也把一個人重新接回別人。WHO現在說，健康的核心能力之一，就是能建立與維持關係，並持續對社會做出貢獻。從這個角度看，口述歷史其實就是健康老化的一種實踐形式。

當一個人開始說自己的故事

我們這個時代很喜歡分類。AI分類人，醫療分類疾病，政府分類人口，市場分類消費者。分類是有效率的，但人生恰恰是不容易分類的。從二二八家屬、原住民耆老、精神病友、安寧患者、災難現場與一代又一代醫療工作者的故事裡，我慢慢學到同一件事：真正的訪談，往往從放下「我已經了解你」的那一刻開始。

相反的，如果能暫時把預設放下，讓一個人從自己的生命出發，他常常會說出連自己以前都沒有整理過的事情。那個整理的過程未必治癒疾病，卻可能重新形成理解、關係、尊嚴、希望與行動能力；而這些，原本就是健康的一部分。所以，在超高齡與少子化之後的臺灣，我期待口述歷史不再只是歷史學者的工具。它可以是醫學教育，可以是社區營造，可以是家庭教育，可以是代間學習，也可以成為健康促進與善終準備的一部分。

空氣、陽光、水、飲食與運動維持我們的身體；而被傾聽、被理解、被記得，讓一個人感受到生命的意義，也知道自己始終與他人有所連結。一個健康的社區，不單取決於醫療設施的普及，而是當一個人願意傾訴自己的故事時，有人能不帶著預設，給予一場完整的陪伴。

本文作者:蔡篤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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