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從固態現代性到液態現代性看現代國家的轉型

文/陳竹奇（作家，日本筑波大學外國研究員）

「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是由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於 2000 年提出的核心理論，用以診斷當代全球化社會的特徵。他拋棄了含混不清的「後現代」一詞，改以流動、不固定、瞬息萬變的「液態」意象，來對比過往擁有穩定結構、長期承諾與固定階級的「固態」傳統現代社會。
現代國家其實是現代性的產物，基於立憲主義體制實現契約式民主理論與人人平等的人賦權利理念，自由主義的個人價值體現與社會主義的社會正義訴求都遵循憲政體制來實現，現代國家才是個人權利的保障，國家自由是個人自由的實現基礎。另外一方面，社會主義追求的均富社會與社會平等透過勞動契約與勞動體制約束勞資關係，國家在資本與勞動之間扮演一種均衡的力量。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從理念到政策的競爭超越了前現代的革命模式，遵循制度化的途徑來實現。
液態現代性的政治基礎是憲政主義下的民主體制，而非傳統的君主專制王朝或者轉型期的威權體制。
台灣在日本殖民時期奠立了現代化的基礎，來自中華民國的流亡政府雖然以台灣為根據地重建，但其政府及政黨體制仍是尚未轉型完成，停留在軍事威權體制狀態的前現代政府，如今，經歷過威權體制的轉型，台灣正在逐步落實憲政主義的民主體制，社會多元及文化差異造成了現代性從固態轉型到液態的過程。包曼的液態現代性理論頗值得台灣思考未來的路向。

包曼從以下五大核心面向，剖析了液態現代性對當代人類社會與生活帶來的劇烈衝擊。
1. 解放（Liberation）
自由的代價，是傳統的體制與規範逐漸解體，個體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選擇自由與無限機會。不安全感充斥，沒有任何失敗是永久的，但也沒有任何成功是永恆的。自由伴隨著巨大的不確定性與集體焦慮。
2. 個體性（Individuality）
任務私有化，建立自我認同不再有固定的社會軌跡可遵循，而變成了每個人不可逃避的「強制性個人任務」。公共性遭到侵蝕，公共議題被私有化，人們習慣將系統性的結構矛盾，轉化為個人層面的生涯問題來獨自面對與解決。
3. 時空（Time / Space）
速度至上主義，空間的佔領與固守不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時間的移動速度與靈活性。游牧與資本的流動，資本變成高度流動的「缺席地主」，能在全球市場中瞬間轉移，使得固守在特定土地上的勞工與政府失去抗衡能力。
4. 工作（Work）
契約具有短期化趨勢，傳統長期的終身僱傭制（如福特主義）瓦解，轉向短期、外包、彈性的勞動關係。即時與拋棄現象，社會的核心從「生產者社會」轉向「消費者社會」。工作不再是安身立命的終身承諾，而追求即時滿足與隨時可拋棄的彈性。
5. 共同體（Community）
脆弱的紐帶產生，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得極度脆弱與短暫，比起深刻的「關係」（Relation），現代人更偏好隨時可中斷、清除的「網絡連結」（Connection）。共同體逐漸流逝，傳統緊密的社區與家庭共同體逐漸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缺乏長期承諾的脆弱親密關係與孤立的個體。

總結

在《液態現代性》的世界裡，「唯一不變的就是變」。這是一個高自由度卻缺乏安全感的時代，人類雖然擺脫了傳統固態結構的束縛，卻也必須獨自承受全球化與資訊革命帶來的流動不確定性、脆弱的人際關係以及永無止境的適應壓力。
卡爾波柏在其名著「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中直陳共產極權體制是開放社會的敵人，已經即將進入液態現代性社會的台灣正是一個開放社會，而此一開放社會面臨的最大威脅恰好就是海峽對岸的共產極權體制轉型為市場社會主義的威權體制。
中國正以全方位的戰略企圖滲透台灣社會，由內部顛覆民主政治的基礎，操控代議政治及國會政黨競爭，中國共產黨的國師王滬寧孰悉西方政治體系，正是以西方民主體制的多元容忍特質及弱點來滲透社會，但是台灣社會無法倒退成為威權體制統治，正是卡爾波柏「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的最佳寫照。
上個世紀末，著名的日裔學者及趨勢專家法蘭西斯福山曾經預告民主政治將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終結者，此種預言現在看來過於樂觀。而且民主政治終將成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結者難道不是卡爾波柏批判的另外一種歷史定論主義嗎？為今之計只有透過民主的實踐來對抗威權體制的各種意識形態及文化入侵，而弔詭的是，即便共產中國仍然不是一個開放社會，他卻以開放社會作為入侵的對象，究竟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會不會在二十一世紀的中葉重演呢？包曼的液態現代性會不會倒退成為固態的現代性呢？都將是人文社會學者必須嚴肅以待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