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新自由主義秩序退場與「供應面民粹主義」的成型

新自由主義秩序退場與「供應面民粹主義」的成型

在紐約經濟俱樂部（Economic Club of New York）、雷根總統基金會經濟論壇以及福斯財經網的深度對談中，美國財政部長史考特·貝森特（Scott Bessent）與前白宮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拉里·庫德洛（Larry Kudlow）的爐邊談話，呈現了當前美國保守派經濟學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

庫德洛代表了自 1980 年代雷根革命以來純正的「供應面經濟學」（Supply-Side Economics）傳統——信仰低稅率、去監管、強勢美元與自由貿易；而擁有數十年全球總體對沖基金操盤背景的貝森特，則將這套傳統理論與「經濟民族主義」（Economic Nationalism）及產業安全鏈條深度熔接，構建出兼具生產力擴張與地緣防禦色彩的宏觀經濟戰略。這場對談不僅是政策宣講，更是對過去四十年全球化邏輯、赤字財政與產業空洞化進行的系統性反思與重塑。

一、 宏觀經濟架構：「3-3-3」戰略的內在機理與實踐路徑

對談的核心骨架圍繞貝森特提出的「3-3-3」目標展開。這項戰略並非孤立的統計指標，而是一套環環相扣、旨在擺脫「高負債—高通膨—低成長」惡性循環的自洽閉環。

1. 赤字控管：將財政赤字佔 GDP 比例壓縮至 3%

庫德洛在對談中直言，美國聯邦債務佔 GDP 的比重已達二戰以來的最高峰，若不加遏制，長天期美債殖利率將面臨結構性推升，進而擠出民間投資。貝森特對此高度共識，並指出控制赤字的核心在於「支出側的紀律約束」與「分母端（GDP）的幾何放大」：

• 遏止歐式停滯陷阱： 貝森特分析，若僅依賴加稅來彌補赤字，將扼殺企業資本支出與勞動意願，使美國陷入歐洲式的長期低成長與資本外逃困境。
• 政府效能革命與支出重組： 透過聯邦機構編制整併、剔除氣候補貼中缺乏經濟效益的綠能分配項目，收緊非生產性的聯邦轉移支付，使財政政策從「通膨助燃劑」回歸為「市場中立基石」。

2. 成長引擎：實現實質 GDP 年化成長率達 3%

在傳統凱因斯主義觀點中，緊縮財政支出通常伴隨著經濟放緩，但庫德洛與貝森特以供應面理論反駁了這一假設：

• 複利效應的國力差距： 庫德洛強調，1.8% 與 3.0% 的實質成長率看似僅差 1.2 個百分點，但在十年的跨度下，後者將為全美家庭與企業額外注入數兆美元的實質財富，同時自然稀釋債務佔比。
• 激發私人部門動物本能（Animal Spirits）： 成長的核心不在於政府印鈔注水，而在於透過明確的法規預期、能源平價以及資本財全額費用化（Full Expensing），促使國內外資本從投機性資產流向高附加價值的實體製造與高科技研發。

3. 能源充裕：每日增產 300 萬桶石油或能源等價物

兩人在對談中均將能源定位為「所有商品的母體成本」。

• 從源頭消解通膨壓力： 貝森特認為，2021 至 2023 年間的通膨浪潮，根源在於對化石能源的政策壓制導致供給端缺乏彈性。增加每日 300 萬桶油當量的供給，等同於在運輸、化學、電力及民生消費等全價值鏈上施加強力的通縮性力量（Disinflationary Force）。
• 地緣戰略壓制： 充裕的能源供給不僅能大幅壓低國內工業用電成本，更能奪回全球能源定價權，進一步削弱俄羅斯與伊朗等威權體系的財政命脈。

二、 稅制改革的深水區：TCJA 永久化與製造業定向降稅

庫德洛作為 2017 年《減稅與就業法案》（TCJA）的重要起草推手，在對談中與貝森特深入探討了法案落日條款的因應方案。

1. 消除「不確定性稅」：推進 TCJA 條款永久化

貝森特指出，各界預期個人所得稅率回升、遺產稅豁免額縮減以及企業投資抵減到期，已在市場上形成了隱形的「不確定性稅」，嚴重抑制了大型製造業的跨年度資本支出規劃：

• 必須透過國會立法將 TCJA 中針對企業與個人的減稅措施永久化，向全球資本釋放美國致力維持具全球競爭力稅率環境的長期信號。
• 保留並擴大研發費用立即扣抵（Section 174 研發費用資本化改革），防止美國科技公司將關鍵實驗室與研發中心外移至具備稅收抵免優勢的司法管轄區。

2. 打造製造業稅收避風港：15% 國內生產專屬稅率

貝森特進一步闡明了將「在美國本土生產與製造」之企業所得稅率由 21% 調降至 15% 的雙重考量：

• 激勵外國直接投資（FDI）： 此措施並非盲目的全面減稅，而是具有高度針對性的產能引導工具。它將使美國製造業的實際有效稅率低於絕大多數 OECD 國家，吸引日本、歐洲及台灣等先進供應鏈在美國本土落腳。
• 防止稅基侵蝕與利潤移轉： 與其依賴複雜且充滿官僚審查的政府補貼方案（如特定產業撥款），低稅率機制更具透明度且無差別獎勵所有具市場競爭力的生產性企業。

三、 關稅哲學的重構：從傳統貿易扭曲到基層減稅基金

庫德洛身為傳統古典自由貿易與大衛·李嘉圖（David Ricardo）比較優勢理論的信奉者，在對談中直球對決了關稅可能帶來的物價衝擊與市場扭曲問題。對此，貝森特提出了全新視角的「防禦性與再分配關稅理論」。

1. 破除「非黑即白」的李嘉圖假設

貝森特向庫德洛分析，古典自由貿易理論建立在兩大前提上：資本不可自由跨境流動、各國均遵循市場經濟規則。然而現實中，威權國家透過大規模國家資本補貼、人為壓低匯率、壓抑本國勞工權益與環保標準，向全球輸出過剩產能：

• 關稅作為平衡性防禦： 當非市場經濟體進行產能傾銷時，關稅不是貿易保護，而是抵消外在市場扭曲的「平準機制」。
• 談判槓桿與對等原則（Reciprocity）： 關稅是迫使貿易夥伴降低其非關稅壁壘、開放封閉市場、保護智慧財產權的最有力籌碼。

【傳統自由貿易觀點】

關稅 ───> 進口商品漲價 ───> 轉嫁消費者（具累退性質）

【貝森特供應面民粹主義觀點】

關稅 ───> 創造關稅財政收入 ───> 專款資助底層勞工四大減稅 ───> 提升可支配所得

  └───> 抵消外國不公平補貼 ───> 促使產能回流與本土就業擴張

2. 關稅收入的定向轉移：服務底層 50% 勞工

貝森特論證，關稅產生龐大財政收入，將被精準用於資助針對基層勞動階層的稅收寬減，具體涵蓋四大支柱：

1. 免徵小費稅（No Tax on Tips）： 快速提升餐飲、旅宿與服務業一線人員的即時到手收入，減少申報摩擦。
2. 免徵加班費稅（No Tax on Overtime）： 獎勵勤奮工作與生產力提升，使製造業與物流業技術工人的邊際所得最大化。
3. 免徵長者社福金所得稅（No Tax on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保障退休族群不受通膨侵蝕，維持實質購買力。
4. 國產汽車貸款利息抵稅（Auto Loan Interest Deductibility）： 降低家庭耐用消費品負擔，同時定向激勵美國本土汽車組裝與零組件產業鏈。

貝森特強調，這一組合拳將關稅收入直接轉化為全美所得後 50% 基層勞工的實質購買力，形成了「外國進口商品負擔稅收、本土勞動階層享受淨利潤」的正向再分配機制。

四、 經濟安全與去風險：徹底拆解脆弱供應鏈

在對談的後半段，兩人深入探討了國家安全與產業韌性的交織關係。貝森特以金融危機與疫情期間的斷鏈為鑑，指出效率至上的全球化模式已經走到盡頭。

1. 稀土與關鍵礦物的「加工咽喉」

貝森特特別點出，美國即便擁有本土稀土礦藏，但目前全球高達 85% 的分離與精煉產能仍牢牢掌握在非市場經濟體手中。

• 僅有開採權無法保障安全，必須透過聯邦國防生產法、稅收抵減與加速環境審查，建立從礦石提取、磁鐵製造到終端應用的全自主下游產業鏈，防範地緣衝突中的斷供勒索。

2. 戰略物資的「近岸外包」（Nearshoring）與「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

在關鍵醫藥（尤其是原料藥 API）、先進半導體製程與高壓變壓器等電網設備領域，不能再容忍過度集中的單點故障風險。政府必須以政策明確引導民間資本，將產能遷移至北美自貿協定區域或具備共同安全承諾的盟國體系內。

五、 去監管化與行政國家縮編：釋放資本形成效率

最後，庫德洛與貝森特就聯邦監管條例對實體經濟的抑制進行了深度剖析。庫德洛指出，過度膨脹的聯邦行政法規是阻礙資本形成（Capital Formation）的最大隱形障礙。

1. 打破環評與審批的審查癱瘓

貝森特指出，重大能源基礎設施、晶圓廠與輸電線路的審批往往耗時數年甚至數十年：

• 必須大幅改革《國家環境政策法》（NEPA）等繁瑣的法規程序，限制無限期訴訟拖延，為大型資本投資項目提供明確的審批時間表。
• 只有當審批流程具備確定性時，海內外的長天期基礎設施基金才願意將萬億級的閒置流動性投入美國本土建設。

2. 金融去管制化與活化信貸市場

• 針對銀行業監管（如巴塞爾協議 III 終局方案的過度資本要求），貝森特主張應在確保系統性金融穩定的前提下，避免不合理提高中小型企業融資成本。
• 鬆綁過度嚴苛的非必要借貸限制，確保流動性能暢通無阻地從華爾街金融體系流向主街（Main Street）的小型企業與製造商。

對談的宏觀啟示

史考特·貝森特與拉里·庫德洛的對談，清楚勾勒出「供應面經濟學 2.0」的完整藍圖：

它既承襲了雷根時代降低稅負、鬆綁法規、追求成長的核心信念，又吸納了當代地緣政治衝突下對產業主權、國家安全與藍領工人利益的剛性訴求。這套政策組合試圖在不依賴財政濫發貨幣的前提下，以高生產力、充沛能源與重塑的貿易防禦壁壘，重構美國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