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斷腿病人的故事

• 文：張恭銘&吳芮醫生

我常覺得，醫院裡最安靜的時刻，不是深夜，而是清晨五點半。

那時天光將亮未亮，走廊上只有護理師推著藥車的細碎輪聲，像某種溫柔的節拍器。我就是在這樣的時刻，遇見了周先生。

他坐在輪椅上，右腿從膝上三吋處截斷，裹著整齊的紗布，像一個被仔細包紮的禮物。他正低頭看一本書，晨光從窗格篩進來，落在他斑白的鬢角上，像撒了一層薄薄的糖霜。

「早安。」他先開了口，聲音意外的清亮，「你也這麼早醒？」

我點點頭。他拍拍輪椅扶手：「我來等日出。這裡三樓，剛好可以看見太陽從那棟大樓後面爬上來。」

我這才注意到，他坐的位置是精心挑選過的，正好對著東邊兩棟建築之間的縫隙。

「第一次看到這個風景，是我開完刀的第二天。」他說，「那時候止痛藥退了，痛得睡不著，乾脆坐起來看窗外。結果看到太陽從那裡升起來，金色的光先是一條線，然後整片潑進來，我忽然就不那麼痛了。」

周先生六十二歲，退休前是高中生物老師。他的腿，是糖尿病併發的周邊血管病變造成的。起初只是右腳第二趾發黑，他沒在意，以為是鞋子磨的。等到整個腳掌冰冷麻木，連指甲都變成深紫色，送到醫院時，血管攝影顯示下肢動脈已經嚴重阻塞。

「醫生說要截肢的時候，我竟然很平靜。」他笑了笑，「可能是教了一輩子生物，知道細胞壞死就是壞死了，不會因為捨不得就活過來。」

他的平靜裡有種教科書般的理性，但眼神裡有另一種東西，像很深的水。

截肢之後，周先生開始學著用單腳生活。洗澡要坐洗澡椅，上廁所要扶手，從床到輪椅的那一步，他練了整整三天。最難的是夜裡翻身，身體會不自覺想用已經不存在的右腿去撐，結果整個人撲空，摔在地上。

「那時候我躺在地板上，忽然笑了出來。」他說，「我想起以前在課堂上教學生，有些動物的斷肢會再生，比如蠑螈。我跟學生說，人類的器官再生能力有限，但我們有別的——我們有適應的能力。結果輪到自己，真的在實踐這句話。」

他開始復健，裝義肢，重新學走路。義肢的承重筒套在殘肢上，像一個堅硬的擁抱。每一步都像在提醒他：你失去了一部分，但你仍然在前進。

周先生後來成了醫院的志工，專門陪伴剛截肢的病人。他會把自己的義肢脫下來，讓對方摸，讓對方看，讓對方知道這沒什麼可怕的。

「很多人截肢後的第一個念頭是，我的人生完了。」他說，「但我想告訴他們，人生是一條河，斷了一條支流，主河道還是會繼續往前流。只是風景不太一樣而已。」

那天清晨，太陽終於從大樓之間探出頭來。金色的光漫進來，把整條走廊染成溫暖的琥珀色。周先生看著那道光，瞇起眼睛，像是和一位老朋友打招呼。

「你看，每天都不一樣。」他說，「有時候雲厚一點，太陽像隔著毛玻璃；有時候天氣清朗，光乾淨得像剛洗過。我看了三年，還沒看膩。」

我忽然想，或許這就是康復的真義。不是回到從前的樣子，而是在新的身體裡，找到新的日出。

談到這個疾病的最新發展，周先生眼睛亮了起來。他告訴我，現在醫學界對於周邊動脈疾病的治療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傳統上，嚴重的下肢缺血往往只能截肢，但近年來，「血管內介入治療」越來越成熟，透過導管直接在阻塞的血管裡做氣球擴張或支架置放，可以打通原本堵死的血管，保住很多原本要截掉的肢體。

「還有一種更新的東西，叫做『藥物塗層球囊』。」他說，語氣像個孜孜不倦的老師，「它不只是在血管裡撐開，球囊表面還有一層藥物，可以抑制血管內皮增生，讓血管不容易再狹窄。這在五年前還不普及，但現在已經是很多醫院的第一線治療了。」

除此之外，幹細胞治療也開始進入臨床試驗階段。透過注射自體的骨髓或脂肪幹細胞，促進缺血組織的新生血管生成，讓原本沒有血流的組織重新獲得氧氣和養分。周先生說，他有個病友本來也要截肢，後來參加了臨床試驗，現在腳趾的顏色已經從黑轉紅，傷口也慢慢癒合了。

「如果我再晚個五、六年發病，說不定這條腿就保住了。」他說，語氣裡沒有遺憾，反而有點慶幸，「但我也因此有機會做這個志工，遇到很多很棒的人。」

太陽已經完全升起來了。周先生把書放在腿上，準備去樓下餐廳吃早餐。他轉動輪椅，動作流暢得像划一艘熟悉的小船。

「張醫師，你知道嗎？」他回頭對我說，「我現在每天早上起來，第一件事就是感謝我的左腿。它很辛苦，要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但我也感謝我的右腿，它犧牲了自己，讓我學到很多腿還在的時候學不到的東西。」

他笑著揮揮手，輪椅在晨光中慢慢遠去。我看著他的背影，忽然覺得那並不單薄。相反，那背影裡有一種厚實的力量，像是被無數個清晨五點半的日出，一層一層疊加起來的。

那一刻我明白，真正的康復，不是傷口癒合，不是義肢合腳。而是在失去之後，仍然願意每天清晨醒來，找一個最好的位置，等待太陽升起。

然後告訴自己：今天，又是新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