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心曾經遺忘在澳門

文/張恭銘

二〇二五年秋天，我去了澳門。

說「去」其實不太精確，更像是被一條看不見的絲線牽過去的。那條絲線從珠江口的西南端延伸出來，穿過香港的海港，穿過港珠澳大橋綿延四十二公里的橋面，最後把我輕輕放在這片只有三十三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從巴士的車窗望出去，對面的高樓大廈在霧氣裡若隱若現，像一幅未乾的水墨畫。但當巴士駛入澳門半島的那一刻，畫風突然變了——赭紅色的、鵝黃色的、薄荷綠的歐式建築一排一排地從街角冒出來，窗台上垂著九重葛，牆面上鑲著藍白色的葡萄牙瓷磚，恍惚間我以為自己到了某個南歐的小城。

但轉過一個街角，騎樓下又出現了繁體字的招牌，手寫的毛筆字，寫著「鳳城臘味」或「永興祥」。燒臘店裡吊著油亮亮的叉燒和燒鵝，甜膩的香氣從鐵門縫裡滲出來，混在空氣中另一股咖啡與豬扒包的氣味裡。那種感覺很奇妙——明明在同一條街上，你卻同時站在歐洲和亞洲。

我拖著行李箱走進預訂的旅館，一家開在福隆新街的老房子裡。紅色的木門，綠色的百葉窗，地面鋪著黑白相間的葡式碎石。櫃檯後面的大叔看了我的護照，用廣東話問我：「一個人嚟玩？」我點點頭，他笑了笑，給了我一把沉甸甸的銅鑰匙，鑰匙圈上掛著一個小小的紅色絨毛球。我上樓的時候，木質樓梯在腳下發出咿咿呀呀的聲響，像是這棟老房子在低聲對我說什麼。我聽不懂，但覺得很安心。

在澳門的第一個早晨，我是被蛋撻的香氣叫醒的。

那不是普通的蛋撻，是葡式蛋撻。酥皮烤得焦黃酥脆，邊緣微微帶著炭色的焦斑，中間的蛋漿像一面光滑的鏡子，金黃、溫潤，表面浮著一層薄薄的焦糖。我在路環的安德魯餅店門口排了二十分鐘的隊，終於買到一盒剛出爐的。站在海邊的長椅上咬下第一口——酥皮在齒間碎裂，發出清脆的聲響，然後蛋漿的甜滑湧上來，帶著奶香和微微的焦苦，三種口感在嘴裡交織、碰撞，最後融成一種說不出來的滿足。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為什麼有人願意為了一個蛋撻專程飛一趟澳門——因為有些味道，是沒辦法被複製的。它只屬於這個地方，只屬於這個剛出爐的瞬間。

路環是澳門最安靜的角落。沒有賭場的霓虹燈，沒有觀光客的喧囂，只有海風、老榕樹和沿著海岸線排列的彩色平房。我在那條叫做十月初五馬路的街道上走了很久，路很窄，兩旁是低矮的葡式建築，牆面漆成淡黃或淺藍，門前種著雞蛋花，偶爾有一隻橘色的貓趴在石階上打盹，瞇著眼看我經過，連尾巴都懶得動一下。海就在旁邊，灰藍色的，波光粼粼，對面就是珠海的高樓，像一排整齊的積木立在霧氣裡。那畫面有一種奇異的對比——一邊是緩慢的舊時光，一邊是快速的新世界，中間只隔著一條窄窄的海峽，像時間本身在這裡裂開了一道縫。

中午我在路環市集的一家小店吃了葡國雞。雞肉用黃薑、椰奶和葡萄酒燉煮，醬汁濃稠金黃，搭配著馬鈴薯和紅蘿蔔，旁邊擱了幾顆黑橄欖和一小碟白飯。我用湯匙舀了一勺醬汁淋在飯上，混著雞肉一起送進嘴裡——那味道是複雜的，鹹中帶甜，甜中帶酸，椰奶的香氣溫柔地包裹著薑黃的辛，像一場在舌尖上開的、小小的異國派對。老闆娘端著一杯檸檬水走過來，問我好不好吃，口音帶著濃濃的葡萄牙腔。我用力點頭，她笑得露出牙齒，說這道菜是她祖母傳下來的配方，在澳門已經做了三代人。我想，這大概就是澳門的靈魂吧——不是被殖民的歷史，而是被融合的味道。葡萄牙的、非洲的、印度的、中國的，全部丟進一個鍋子裡慢慢燉，燉到最後分不清誰是誰，只知道它叫做澳門。

大三巴牌坊是每個遊客都會去的地方，我也不例外。

但我去的時候是傍晚，旅行團已經散了，廣場上只剩下零星幾個拍照的人。夕陽從牌坊的背面照過來，把那面曾經是教堂正面的石牆染成一片溫暖的橘紅色。我站在台階下抬頭仰望——巴洛克的浮雕、耶穌會徽章、聖母像的殘跡，一層一層疊在石牆上，像一本被翻開的立體歷史書。旁邊的解說牌告訴我，這座教堂建於一六〇二年，經歷了三次大火，最後只剩這面牆。三度焚毀，三度重建，最後依然選擇以殘缺的方式站立在這裡。我忽然覺得，這面牆比任何完整的建築都更有力量——因為它不需要隱藏傷痕，傷痕本身就是它的故事。

從大三巴旁邊的小巷轉進去，是另一個澳門。那裡的街道更窄，兩旁是老舊的民居，晾衣竿從陽台伸出來，掛著花花的被單和白色的汗衫，風吹過來的時候像旗幟一樣飄揚。我走進一條叫做關前正街的巷子，牆上畫滿了塗鴉——彩色的、抽象的、可愛的，與斑駁的舊牆面形成一種奇異的和諧。一家文創小店裡賣著手繪的澳門明信片，畫的是葡萄牙公雞、中式廟宇和穿著旗袍的澳門女孩。我買了三張，一張寄給台北的自己，一張寄給倫敦的朋友，還有一張空白著，不知道該寄給誰，最後夾在日記本裡帶回來了。

那天晚上，我在福隆新街的巷口吃了一碗水蟹粥。那是澳門最庶民的美食，卻是讓我印象最深的。粥底熬得綿密，幾乎看不見米粒，整個砂鍋端上來的時候還在沸騰，咕嘟咕嘟地冒著泡。一整隻水蟹趴在粥面上，紅色的殼像一朵盛開的花。我用湯匙撥開蟹殼，雪白的蟹肉露出來，混進粥裡攪拌——粥的米香與蟹的鮮甜融合在一起，每一口都是濃郁的、溫暖的，像被誰輕輕地抱了一下。我一個人吃完整鍋粥，額頭冒出一層薄薄的汗，身體裡的那股秋涼被驅散了。結帳的時候，老闆用廣東話說：「天涼了，食碗粥好瞓覺。」我聽懂了，眼眶莫名其妙地熱了一下。

澳門的第三天，我搭了計程車去路氹城。

那裡是另一個澳門。巨大的賭場度假村像外星飛船一樣矗立在填海而成的土地上，威尼斯人、巴黎人、新濠天地，每一棟都是超現實的規模。威尼斯人的運河在天花板下蜿蜒，划著貢多拉的船夫唱著義大利歌謠；巴黎人的門口立著一座縮小版的艾菲爾鐵塔，夜晚亮燈的時候，金光燦燦地照著整片廣場。我站在那座鐵塔底下，仰頭看著它發光的尖端伸入夜空，忽然覺得有一種荒謬的浪漫——你明明在中國，卻站在巴黎；你明明在室內，卻看見藍天。澳門是這樣一個地方，什麼都是真的，又什麼都像是假的。它讓你分不清楚，你是在旅行，還是在作夢。

但我最喜歡的，是永利皇宮門口的噴泉。每個整點，水柱會隨著音樂跳舞，最高的那道水柱幾乎要碰到酒店的屋頂，然後化成千萬顆水珠，像碎掉的鑽石一樣灑落湖面。音樂有時候是悠揚的古典樂，有時候是激昂的流行歌，水柱的姿態也跟著變換——舒緩的時候像芭蕾舞者慢慢伸展手臂，激烈的時候像千軍萬馬奔騰而過。我站在湖邊看完了一整場表演，水霧被風吹到臉上，涼涼的，帶著一點點消毒水的味道。旁邊的情侶依偎著拍照，媽媽推著嬰兒車，老人坐在輪椅上打瞌睡。大家都在看同一場噴泉，但每個人看到的都不一樣。

那晚我在路氹的一家米其林餐廳吃了葡式烤乳豬。豬皮烤得像玻璃一樣薄脆，刀子切下去的時候發出清脆的喀嚓聲，裡面的肉嫩得幾乎不需要咀嚼。搭配的是炸薯條和葡式辣醬，薯條用的是細長的馬鈴薯切條，炸得金黃酥脆，辣醬是用紅椒和橄欖油調成的，微辣中帶著煙燻的香氣。我一個人點了一整份，份量多得嚇人，但我還是吃完了——大概是因為知道這是最後一頓，捨不得浪費任何一口。

離開澳門的早晨，我又去了一趟安德魯餅店。

這次沒有排隊，因為是早上八點。蛋撻剛出爐，熱騰騰地裝在紙盒裡，我捧著它們走到海邊，坐在同一張長椅上，看著對面的珠海在晨霧中慢慢清晰。咬下第一口蛋撻的時候，酥皮依然脆，蛋漿依然滑，一切都和三天前一樣——但我知道，有什麼東西不一樣了。

是我。

來澳門之前，我以為這裡只是一個賭城。霓虹燈、老虎機、紙醉金迷。但來了之後才發現，澳門真正的風景，不在那些金碧輝煌的酒店裡，而在福隆新街的騎樓下，在路環海邊的長椅上，在大三巴牌坊的夕陽裡，在那碗熱騰騰的水蟹粥冒起的蒸氣中。這座城市很小，小到三天就可以走完；但它的味道很厚，厚到我帶不走，只能留在那裡。

渡輪駛離澳門碼頭的時候，我坐在靠窗的位置，看著那棟紅色的舊旅館和綠色的百葉窗在視線裡慢慢縮小，最後消失在岸邊樓房的夾縫中。我把最後一個蛋撻拿出來咬了一口，酥皮碎在手指上，我沒擦，就讓那些碎屑留在掌心。

有些東西是帶不走的。但有些東西，也不需要帶走。因為它們會自己住進你的身體裡，變成你的一部分。

我的心曾經遺忘在澳門。而遺忘在那裡的那部分，大概正坐在福隆新街的某個騎樓下，捧著一盒剛出爐的葡式蛋撻，對著路過的貓微笑。它一點都不想回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