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最健康的樣子

從器官買賣到疫苗騙局，大家有發現「議題設定」有多重要了嗎？

很多人看過我過去談中國活摘器官的文章。我一直想釐清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器官捐贈是一個善的行為，但人類本來就有生老病死。腎臟、肝臟、心臟衰竭的患者永遠存在，而可以捐贈的器官永遠有限。

所以，器官移植不可能有真正「供需平衡」的一天。

但問題來了——

難道因為無法供需平衡，活摘器官、器官買賣、器官仲介，就因此變得可以被原諒嗎？

當然不是。

真正值得警覺的，是有人先把「供需平衡」設定成政策應該達成的目標，再告訴你：既然正常制度做不到，那我們是不是只好接受其他手段？

這其實跟這幾天在談的疫苗爭議一樣。

當時全世界都在搶疫苗，台灣要提高疫苗覆蓋率，能做的事情其實很明確：研發本土疫苗、向國外爭取採購，以及在疫苗覆蓋率還不足的時候，透過社交距離與感染防護降低疫情衝擊。

這三件事情，我認為當時的台灣都有做，而且整體而言做得很不錯，不然也不會有國際期刊來分析台灣的防疫政策。

但當時藍白的論述是什麼？

「解封時沒有足夠疫苗，就是政府無能。」

「不進口中國疫苗，就是政治操作。」

「高端還沒完成三期，就是貪污圖利。」

這些說法看似在要求政府「做得更好」，但真正的問題是：他們把「做到最好」設定成一個現實上幾乎不可能達成的標準。

一張考卷最高就是一百分。

如果有人硬說，政府應該考到一百二十分；考不到，就證明制度失敗；既然制度失敗，那作弊似乎也情有可原——

那麼一百二十分這個不存在的標準，本身就是作弊的藉口。

器官移植也是如此。

先要求「器官供需平衡」，做不到，就開始替器官買賣尋找合理性。

這種論述最難處理的地方在於，很少有人敢站出來說：

「不是我們不想考一百二十分，而是這張考卷最高就只有一百分。」

因為只要你開始談現實條件、資源限制與政策取捨，就很容易被說成「替政府護航」、「施政無能」、「教訓選民」。

於是政治最後變成一場比誰開價更高的競賽。

可是如果我們連「什麼是現實上能做到的最好」都不能討論，民主政治就只會不斷陷入二元對立與空轉。

當然，我也不希望有人把這篇文章理解成「所以我們應該降低標準」。

因為另一種我同樣反對的政治話術，就是：

明明有條件做到一百分，卻因為政治怠惰、利益交換或錯誤決策只做到八十分，然後反過來告訴人民：

「八十分已經很好了，不然你要○○○○○嗎？」

一百二十分的空想，和八十分的自我安慰，我都不要。

我期待的民主政治，是我們願意一起討論：

在現實的資源、科技、時間與制度條件下，我們所能要求的最好成績究竟是多少？

（注意，我說的是「討論」，不是謾罵。）

政治人物有責任說明限制，也有責任接受人民檢驗；人民可以要求政府做到最好，但「最好」必須建立在事實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永遠無法達成的幻想上。

一起設定一個現實中能達成的最好成績，再彼此督促、想辦法往那個成績前進。

我認為，這才是民主制度最健康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