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川普的戰爭豪賭：為何我們必須奮戰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8月5日，美國國會圖書館約翰·W·克魯格中心的基辛格講座教授柯莉·沙克（Kori Schake）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一篇題為〈我們為何而戰〉的文章。沙克指出，美國外交政策中一項重要規律是：好的想法往往誕生於錯誤的決策。鮑威爾主義（Powell Doctrine）的誕生便是如此，它並非源於1990至1991年波灣戰爭的勝利，而是根源於1983年貝魯特美軍營房遭炸彈攻擊的災難。

沙克認為，儘管鮑威爾主義並非屢試不爽的成功保證，但它至今仍是美國總統決定為何及如何開戰的最佳指南。然而，川普在第二任期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幾乎違反了這套準則的每一項檢驗標準，導致美國陷入政治與軍事上的困境。本文綜合沙克的分析與相關可驗證資訊，論證何以遵循鮑威爾主義的戰略紀律，是美國避免災難性失敗的關鍵。

鮑威爾主義：從黎巴嫩悲劇中淬煉的戰略紀律

沙克在文章中詳細回顧了鮑威爾主義的成形過程。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後，雷根政府內部陷入分裂：國務卿舒茲與國安會文官主張派兵穩定局勢，國防部長溫伯格與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則擔憂任務模糊會使美國陷入類似越南的升級螺旋。主戰派最終勝出，但溫伯格的憂慮迅速成真，1983年10月，真主黨相關武裝分子以卡車炸彈攻擊貝魯特機場美軍營房，造成241名美軍喪生。

這場悲劇促使溫伯格於1984年11月發表重要演說，提出動用軍事力量的六項檢驗標準：至關重要的國家利益必須受到威脅、華盛頓必須願意投入足以取勝的資源、決策者必須有明確界定的政治與軍事目標、必須持續重新評估部署與支出、必須透過坦誠與諮詢獲得美國人民與國會的支持，以及動用武力應為最後手段。其後，時任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的鮑威爾將這套準則進一步發揚，增加了兩項關鍵條件：明確的退場策略與國際支持。

沙克指出，鮑威爾主義的核心精神在於約束文職領導人不要為了「做點什麼」而輕率動武，確保軍事力量只有在整合其他國家權力要素的戰略中才被使用。鮑威爾曾明確表示：「我們虧欠那些置身險境的男女官兵，確保他們的生命不會為了模糊不清的目的而白白犧牲」。

川普的伊朗戰爭：違反每一項檢驗標準的豪賭

沙克分析，川普於2026年2月底對伊朗發動的戰爭，幾乎未通過鮑威爾主義的任何一項檢驗。2月28日凌晨3時左右，川普在社交媒體發布預錄影片，列舉了一長串目標，從「摧毀伊朗飛彈並將其飛彈工業夷為平地」、「殲滅伊朗海軍」，到「確保伊朗不會獲得核武器」。沙克批評，過多的目標反而模糊了任何清晰性，且許多目標在政府所投入的資源下顯然無法達成。

更嚴重的是，川普政府未能在開戰前用盡外交與經濟手段。沙克指出，攻擊發動時美國與伊朗的談判仍在進行中，財政部長貝森特甚至在開戰約六週後才威脅要發動「金融等效」的轟炸行動，這項工具原本可以在投擲實彈之前使用。

在公眾與國會支持方面，川普政府幾乎完全放棄了爭取。根據民調追蹤數據，開戰之初僅有35%的美國人支持戰爭，47%反對；至7月中旬，支持率微幅下滑，反對率已升至58%。即使在共和黨控制的國會中，對戰爭的熱情也極其有限。6月，國會兩院更通過決議呼籲終止戰爭，這是1973年《戰爭權力法》生效以來的首次。

沙克警告，川普在戰爭中的反覆無常更令人憂心，短短一天內，他既課徵又撤銷了通過荷莫茲海峽的20%附加費，破壞了美國250年來對航行自由的承諾；他既稱伊朗領導人為「非常聰明的人」，又貶斥他們為「人渣」。這些反覆並非審慎評估的結果，而只是川普為了避免戰敗羞辱或升級風險而胡亂摸索選項。

缺乏退場策略與國際支持的戰略災難

鮑威爾主義要求明確的退場策略與國際支持，但川普在這兩方面同樣嚴重失當。沙克指出，2025年6月的「12日戰爭」結束後，美國的戰損評估顯示伊朗核計畫僅被推遲了一至兩年。2026年的軍事行動才剛開始，政府就開始從既定目標倒退，川普非但沒有要求伊朗政權更迭，反而稱讚伊朗領導人，並為伊朗保留長程飛彈辯護。6月，他甚至簽署了一份實質上對伊朗所有要求讓步的諒解備忘錄。

在國際支持方面，川普決定對伊朗開戰時，根本沒有諮詢美國盟邦，包括那些將承受伊朗報復主要衝擊的國家。當盟邦表達保留意見、拒絕美軍使用其基地或不願協助重新開放荷莫茲海峽時，川普以切斷貿易和威脅撤軍作為懲罰。沙克觀察，對海灣阿拉伯國家而言， hosting 美軍基地已證明與其說是安全保障，不如說是風險因素。

沙克警告，這場戰爭的教訓將使美國的競爭對手得出一個結論：美國軍事的卓越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無關緊要的。伊朗不僅成功承受了美國和以色列最嚴重的軍事打擊，最高領袖哈米尼被殺後的繼任程序反而強化了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權力，使談判結束戰爭更加困難。而伊朗已經證實了其先前僅屬假設的控制荷莫茲海峽的能力。

國會的責任與扭轉頹勢的可能

沙克指出，川普政府不太可能因伊朗的失敗而有所警醒，厚顏無恥一直是川普商業與政治成功的核心，他面對挫折的反應是否認客觀事實並建構成就幻想。在沙克看來，唯一可能迫使川普改變路線的，是來自國會的壓力。

然而，共和黨控制的國會在川普第二任期內嚴重失職：確認了危險地不夠格的任命官員、透過「和解程序」而非正常程序通過預算立法、在未經國會授權請求的情況下同意戰爭，並允許行政部門挪用部分撥款而未能動用其他款項。沙克認為，國會仍可透過幾種方式發揮制衡作用：通過決議概述替代戰略、定期召喚內閣官員到國會山莊作證、立法重新部署目前投入衝突的部隊。

國會最強大的槓桿是錢袋子的權力。7月21日，國防部長赫格塞斯聲稱戰爭迄今已耗費375億美元，而國防預算專家麥庫斯克認為實際數字可能超過500億美元，政府還提出了額外880億美元的追加撥款請求。沙克建議，國會應規定在政府提出能通過鮑威爾主義檢驗的計畫之前，不再授權任何進一步的資金。

沙克引用鮑威爾1995年回憶錄中的話：「我們這一代人，在越戰中歷練過的職業軍官，曾發誓，當輪到我們發號施令時，我們不會靜靜地默許為了半吊子的理由而進行的半吊子戰爭」。沙克表示，川普所發動的正是這種戰爭，而到目前為止，國會一直靜靜地默許。但她認為國會仍然可以改變路線，真正的勝利在伊朗不太可能，但災難性的失敗尚未無可避免。

結語

沙克的文章以歷史為鏡，揭示了戰略紀律的價值與輕率動武的代價。從黎巴嫩營房的241條人命到鮑威爾主義的成形，從波灣戰爭的勝利到伊朗戰爭的泥淖，歷史一再顯示：沒有清晰目標、沒有足夠資源、沒有公眾支持、沒有國際盟友、沒有退場策略的戰爭，注定以失敗告終。

川普的伊朗戰爭或許是當代最鮮明的反面教材，它證明了忽視鮑威爾主義的每一項準則，只會讓美國「發現新的失敗方式」。如今，375億美元以上的代價已經付出，美國的軍事威懾力與盟邦信任正在流失，而伊朗仍然屹立不搖。沙克的最終判斷是冷峻而務實的：真正的勝利已不可能，但災難性的失敗尚可避免，前提是國會必須站出來，以憲法賦予的權力，迫使行政部門回到戰略紀律的軌道上。這不僅是為了終結一場錯誤的戰爭，更是為了確保未來美國的子弟兵不會再次為了模糊不清的目的而白白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