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中的鞏俐

文/張恭銘&宋甜兒

在我採訪生涯中,這個女王是我最想要訪問的對象，可惜無緣!人生中第一次真正「看見」鞏俐，不是《紅高粱》裡那個在黃土地上倔強仰著臉的九兒，而是一張照片,透過記者麥若愚大哥在當時民生報採訪，一九九三年坎城海邊，她穿一件白襯衫、黑長褲，雙手插在口袋裡，站在沙灘上微微仰頭，海風把她的頭髮吹亂了，她沒去撥。那件白襯衫是她隨便在路邊買的，幾十塊錢。可她穿著它，站在全世界最盛大的電影節海邊，像站在自己家的院子裡。雖然我看到旁邊的張國榮，但是很難忘記這個全球華人區電影女王的身影-鞏俐

後來我才知道，那個畫面幾乎定義了一整個時代的華語電影。

一九八七年，她還在中央戲劇學院念大三。張藝謀去學校為《紅高粱》選角，原本屬意的是她的同學。可見到鞏俐之後，他改變了主意。一個從未拍過電影的二十二歲女孩，就這樣成了「九兒」。那部電影拿了柏林金熊獎。她一夜成名，可沒有人說這是運氣——她自己後來回想，說當時「是一張白紙」，只是很喜歡模仿、很投入地去成為那個人。

然後是《菊豆》、《大紅燈籠高高掛》、《活著》。再然後是一九九二年的《秋菊打官司》，她拿下威尼斯影后。她說直到這部戲，她才覺得真正「進入電影」。為了演秋菊，她提前一個月住進當地農村人家，把自己變成一個真正的農村婦女。攝影機藏在看不見的地方，她戴著耳麥，想怎麼演就怎麼演。那種自由，那種把自己完全交給角色的篤定，是一個演員一輩子最渴望的狀態。

一九九三年，《霸王別姬》拿了坎城金棕櫚獎。她跟張國榮走在坎城紅毯上，別的女明星踩著細高跟小心翼翼，她雙手一背，像在自己家散步。記者問她怎麼看「豪門」，她淡淡一句：「我自己就是豪門。」

這句話後來被傳誦了很久。可她不是說說而已。

她這一生，演過潑辣的秋菊、隱忍的菊豆、倔強的王蓮。可她最厲害的地方是——演完就走，從不把角色的委屈、悲情、依附，帶回自己的人生。她和張藝謀相伴八年，分開時沒有眼淚控訴，體面收場。後來嫁給新加坡富商黃和祥，十三年後和平分開。再後來，單身十年，不急不慌，專心演戲。

直到五十二歲，她嫁給法國電子音樂大師讓–米歇爾·雅爾。兩個人達成共識：終身不生育，不被家庭瑣事捆綁，只相守二人世界。很多人替她「可惜」，說她無兒無女。她懶得解釋。她這一生，從來不為別人的期待而活。

二○二六年五月，第六十歲的鞏俐第二十一次走上坎城紅毯。她穿一件黑色絲絨長裙，臉上看得見皺紋，頸紋清晰可見。她沒有刻意瘦身，沒有選擇暴露的禮服，沒有多餘的誇張表情。可全場攝影師的鏡頭都追著她跑，主辦方為她清場。她站在舞台中央，用中文說出：「第七十九屆坎城國際電影節開幕。」

她是坎城史上第一位用中文宣布開幕的華人。

事後有人問她知不知道大家叫她「鞏皇」。她搖搖頭，重複了兩遍：「不，鞏俐，鞏俐。」她說：「我自己不知道我有什麼高度，我就是一個熱愛我自己事業的演員。」

這句話樸素得讓人意外。可仔細想想，一個真正有底氣的人，不需要任何稱號來為自己加冕。

她說過好多讓人動心的話。關於選角，她說：「女主角可以找別人，但我一定是最好的！」關於作品，她說：「你們會覺得我是一個很認真的演員，起碼每出一部作品，你們都能感覺鞏俐是在用心去演。」關於能量，她說：「沒有好的東西我就不做，我不願意浪費我的能量，把自己消耗掉。」關於女性，她說：「我不覺得女人有了美貌就可以擁有一切，你一定要在社會上有自己的價值，如果沒有工作能力的話，很快就會枯萎。」關於年齡，她說：「沒有花期，花期那是花，我們女人永遠都是常青樹。」

二○二六年的夏天，她被拍到和丈夫在北京街頭騎行漫步。沒有「鞏皇」的鋒芒，眉眼鬆弛淡然。她笑著，眼角有紋路，頭髮裡有銀絲。她坦然接納衰老，從不碰醫美。她說自己從小就愛睡覺，每天要睡足十個小時。她說自己其實有點社恐。

一個站在世界之巔的女人，私下裡只想要好好睡覺、好好演戲、好好生活。

我想起她說過的另一句話：「人不需要活太多樣子。你認真做一件事，會解釋所有的事。」

她這一生，只認真做了一件事——演戲。可她把這件事做到了極致。她把華語電影帶到了全世界面前，讓坎城為一個中國女人清場，讓世界記住了一張東方臉孔。

可她從來沒有被這些光環綁架。她知道何時該全力以赴，何時該全身而退。她知道愛情來了就擁抱，走了就放手。她知道衰老是自然的事，不必對抗。她知道幸福不在遠方，就在每一天踏踏實實的日子裡。

如今六十歲的鞏俐，不再需要向任何人解釋自己。她活成了一株長在懸崖邊的銀杏——根扎得深，枝不爭高，風來了葉落從容，風停了影子端正。

這大概就是一個女人最好的樣子。不是永遠年輕，不是永遠完美，而是終於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樣，不趕、不等，只按自己的節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