營養午餐廚餘問題如何解?

銳傳媒/吳欣岱
15 小時前

營養午餐廚餘問題如何解?

看到北市府教育局在議會面對質詢談如何處理營養午餐的廚餘問題,身為國小學童的家長,我覺得我得出來說說話。

台北市的中小學,營養午餐每日的廚餘量高達4到5噸。教育局長湯志民在答詢時脫口表示,曾經研議將剩餘的餐點與廚餘送交「食物銀行」或與弱勢團體交流,被網友罵爆。蔣萬安市長隨後趕緊出來滅火,急喊「不會這樣做」。教育局也立刻發布聲明澄清。

而我想請大家看清楚,教育局澄清的那句話是怎麼寫的。

它說的是:「學生已取用或食用過的廚餘並未規劃提供食用。」

各位,這句話本身就洩了底。因為它承認了一件事:「已經取用過的」和「還沒取用的」,本來就是兩回事。

而市府在議會答詢的時候,把這兩件事混在一起講。

先講已經取用過的那一種。身為醫師,我必須把話說死。

已經被打到餐盤裡、經過幾十個孩子開蓋、打菜、飛沫接觸過的餐點,再倒進回收桶集中,那個東西不能給任何人吃。

原因很簡單:

團膳從中央廚房送到學校,通常會在常溫或炎熱的教室裡放置超過一個小時。食物在室溫下超過一定時間,大腸桿菌、金黃色葡萄球菌、仙人掌桿菌就會開始大量繁殖。而金黃色葡萄球菌產生的腸毒素,再加熱也破壞不了。

再經過集中、混合、運送,交叉污染的風險是指數型上升。

弱勢族群本身的醫療資源就相對匱乏。如果因為吃了這樣的東西引發嚴重的食物中毒或急性腸胃炎,這個責任誰扛?

但是,還沒被取用的那一種,是完全不同的事情。而且台灣早就有人做得很好。

台中惠文高中的學生就發起過「聖食計畫」。

當年16歲的高一生拾璿佾,和台中女中的楊淳晏一起提案,號召同學在動筷子之前,就把乾淨、未取用的菜餚妥善收集分裝,做成便當,送到人安基金會,給需要的街友當晚餐。

一開始10個班級響應,每天分裝80個便當。到了2019年,參與的班級增加到16班,可以提供100位街友的晚餐。

他們把「剩食」改稱為「聖食」,這兩個字改得非常好。

所以,惜食可不可行?可行。有沒有前例?有,而且是高中生做出來的。

關鍵在三件事:動筷子前後的分別、專業社福機構配合、全程有食安控管。

這就是我真正要批評的地方。

問題從來不是「惜食有沒有可能」,是市府連自己在講哪一種都分不清楚。

一個教育局長,在議會答詢時把「廚餘」和「未取用的剩餘餐點」混為一談,直接說出「廚餘」兩個字。這代表市府對這件事根本沒有做過完整的規劃,只是被質詢逼到牆角,臨時想了一個出口。

如果真的有惜食的想法,正確的順序是:先把食安控管、分裝流程、合作機構、責任歸屬都想清楚,做出一套SOP,再對外說明。

正確的順序絕對不是:先脫口而出,被罵了再澄清。

接下來,講真正的解方。

廚餘4到5噸這個數字,本身就是警訊。而解方在源頭,不在末端。

依照兒福聯盟2023年的調查,近9,000份國中生的有效問卷顯示,孩子給營養午餐的平均分數只有51.3分,不及格。有74.8%的學生說午餐裡有自己不喜歡的菜色,41.7%覺得味道不好,40.6%覺得菜色太重複,39.2%覺得太油。

而最關鍵的一個數字是:只有大約3成的菜餚會被完全吃完。

也就是說,廚餘的根源,是孩子不想吃。

免費營養午餐上路之後,供餐量變大,適口性卻沒有同步提升,廚餘當然只會更多。

而後端的處理也同時被卡住。因為非洲豬瘟防疫,2021年8月起已禁止廚餘養豬,行政院去年12月更拍板2027年全面禁止。廚餘不能餵豬,高油高鹽又耗損焚化爐,堆肥處理也有技術瓶頸。

前端沒減量,後端沒去路,中間就開始走歪。

所以我對蔣市府的要求有三個。

第一,用詞要精準。「廚餘」和「未取用的剩食」是兩件事,主管機關的官員在議會答詢時不該混用。這不是咬文嚼字,這是很基本的常識。

第二,如果要做惜食,就把制度做完整再講。參考惠文高中的模式,訂出動筷前分裝、社福機構對接、食安責任歸屬的完整流程,公開讓大家檢驗。

第三,回到源頭減量。孩子不喜歡吃,才是4到5噸廚餘的真正答案。與其煩惱廚餘往哪裡倒,不如把心力放在讓孩子願意吃完。

最後我想說:

弱勢群體不是垃圾桶。這一點,我相信市府心裡也知道,所以才會急著滅火。

但我更在意的是,一個政策從擬定、執行到發言,讓人看不到準備。免費營養午餐的支票開出去之前,廚餘怎麼辦、適口性怎麼提升、後端怎麼消化,這些應該都要先想清楚。

政策口號喊得漫天響,爛攤子留給難以發聲的人來扛,蔣萬安真的是已經快當完一任市長的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