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梅爾茨的兩難：對華「去風險」終究離不開中國

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5年5月，弗里德里希·梅爾茨（Friedrich Merz）就任德國總理，標誌著德國對華政策進入一個新的調整週期。梅爾茨政府上台之際，德國面臨的戰略環境已與前任政府時期截然不同。俄烏戰爭持續延燒，川普政府對歐洲盟友接連施加關稅壓力並展現出對格陵蘭的領土意圖，跨大西洋關係的可靠性遭受嚴重侵蝕。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作為德國最大貿易夥伴的地位不僅沒有動搖，反而在2025年再次超越美國，成為德國最重要的貿易夥伴。然而，與此同時，德國對華貿易逆差持續擴大，2025年全年德國對華貿易逆差已達到約893億歐元。梅爾茨政府如何在「去風險」的戰略框架下處理與中國大陸的複雜關係，已成為考驗其外交智慧的關鍵命題。

從「制度性對手」到「平衡夥伴」：梅爾茨的初試啼聲

梅爾茨上台後，在對華政策的話語層面展現出與前任政府有所不同的姿態。他並未延續上屆政府將中國大陸定義為「制度性對手」的強硬措辭，而是在2026年2月啟程訪華前表示，願同中國大陸發展「平衡、可靠、公平」的夥伴關係，並明確指出與大陸「脫鉤」是錯誤的，只會傷及自身。他在另一場合更表示，世界政治的重大問題離不開中國大陸的參與，應對重大危機需要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作。這些表態顯示，梅爾茨試圖在對華政策中實現一種新的平衡，打破上屆政府以來的政策僵局。

2026年2月25日至26日，梅爾茨率領德國史上規模最大的經濟代表團訪問北京。他在與大陸領導人會晤時強調，德國高度重視與大陸維持並深化經濟交流，但同時也強調必須確保雙方進行公平的合作與開放溝通。這次訪問被視為梅爾茨政府重新校準對華政策的重要信號。然而，表面的友好氛圍掩蓋不了雙邊關係中日益尖銳的矛盾。梅爾茨在訪華期間即指出，中國大陸出口商產能過剩的問題正在侵蝕德國市場的市占率。這種既尋求合作又公開表達不滿的雙重姿態，從一開始就預示著梅爾茨政府對華政策內在的緊張關係。

經濟困境下的政策轉向：從呼籲合作到鼓吹《廣場協議》

如果說梅爾茨2月訪華時還試圖在合作與批評之間保持平衡，那麼到了2026年年中，這種平衡已被急劇惡化的經濟數據所打破。2026年1月至7月，中國大陸對德出口總額成長18.8%，達到797億美元，而從德國的進口額僅成長1.1%，至530億美元，順差擴大至近270億美元。與此同時，德國對大陸的出口大幅下滑，2025年全年德國對華汽車出口暴跌66%，整體對華出口降至十年最低水準。

面對這樣的局面，梅爾茨的立場出現了明顯的「轉向」。2026年6月11日，他在聯邦議院發表講話，宣稱在歐盟採取措施應對「不遵守規則」的國家時，德國「不能也不會袖手旁觀」。雖然他未直接點名中國大陸，但外界普遍解讀這是德國支持歐盟對華強硬貿易舉措的信號。更為引人注目的是，梅爾茨此後開始公開將矛頭指向人民幣匯率，不僅在科隆大學演講及柏林夏季新聞發布會上聲稱人民幣相較歐元「被低估了25%至30%」，甚至建議歐盟效仿1985年《廣場協議》的歷史經驗，敦促歐元區財長採取行動壓制人民幣匯率。

這一立場轉變的背後，是德國製造業面臨的嚴峻就業壓力。據報導，德國每月有超過一萬個製造業崗位消失。在極右翼民粹主義政黨「德國選擇黨」崛起的政治背景下，經濟問題已直接威脅到梅爾茨所在政黨的政治基礎。梅爾茨及其官員面臨的兩難在於：「不作為」的代價正高於預期，但歐盟對華行動可能引發大陸報復，進而損害自疫情以來幾乎未見成長的德國經濟。

內部分裂與利益博弈：誰的對華政策？

梅爾茨政府對華政策的困境不僅來自外部，更深刻體現在德國國內政治與利益集團的嚴重分裂。政府內部，外交部傾向於採取強硬立場，而經濟部長卡特琳娜·賴歇則擔心大陸報復對德國市場的衝擊。這種分歧使得梅爾茨在公開場合表現出的謹慎態度，已讓試圖解讀柏林最終立場的歐盟官員感到困惑。

企業界的分裂更為明顯。大眾、賓士等汽車巨頭在中國大陸擁有龐大的製造基地和市場利益，一聽「保護主義」便極為緊張。與此相反，那些在大陸利益較少的中小企業和機械設備製造商則呼籲對大陸採取更強硬的立場。這種「同床異夢」的格局，使梅爾茨政府難以形成統一、連貫的對華政策。

與此同時，德國政策圈內部的討論正在從「去風險」進一步轉向更具對抗性的思維。據報導，德國政府正在非正式梳理中國大陸經濟和供應鏈中的薄弱環節，為歐盟與大陸可能發生的貿易衝突預先進行沙盤推演。德國官員強調，此舉並非為了對抗，而是為了確保在必要時擁有可用的籌碼。然而，這種從「降低依賴」到「計算相互傷害能力」的轉變，本身就顯示出德國對華政策思維的根本性變化。問題在於，這種基於靜態供應鏈清單的推演可能高估了自身的制約能力，同時低估了歐盟內部的協調難度。一旦技術優勢被明確作為政治工具使用，企業和國家都會尋求替代來源，長遠來看反而可能加速德國優勢的流失。

結語

梅爾茨政府領導下的對華政策，正陷入一個深刻的結構性困境。一方面，德國經濟對中國大陸市場的依賴不僅沒有因「去風險」戰略而減少，反而在持續加深。另一方面，貿易失衡的惡化、製造業就業的流失以及來自國內政治和企業利益的雙重壓力，使得梅爾茨政府不得不展現出更強硬的姿態。從2月訪華時強調「公平合作」，到6月呼籲歐盟採取行動，再到7月公開鼓吹壓制人民幣匯率，梅爾茨的對華立場在短短數月內經歷了明顯的「光譜移動」。

然而，這種移動並非線性的「轉向」，而是一種在多重壓力下的擺盪。正如觀察家所指出的，從所有域外大國獲取經濟利益是德國自冷戰結束以來對外戰略的一貫基調，這種「多方下注、兩邊搖擺」的姿態在可預見的未來仍將是德國處理涉華問題的常態。除非內外壓力突破某個臨界點，否則德國大概率會維持現狀、小修小補。

梅爾茨政府在限制與接觸之間的搖擺，不僅反映了德國自身的困境，也將深刻影響歐盟整體的對華政策走向。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和中國大陸在歐洲最重要的貿易夥伴，德國的選擇將決定歐盟能否在對華問題上形成統一立場。而在川普政府持續對歐洲施壓的背景下，德國改善對華關係已成為一個相對必要甚至迫切的選項。問題在於，這種基於戰術需要的「回暖」究竟能持續多久、走得多遠，最終取決於華盛頓的壓力、布魯塞爾的團結以及北京願意提供的妥協空間。梅爾茨的對華政策，註定將在這些相互衝突的力量之間持續掙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