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治理模式已從鄧小平時代的「放權讓利、發展優先」,全面轉向習近平時代的「集權監管、安全至上與全面控制」。

銳傳媒/陳榮祥
2 小時前

中國治理模式已從鄧小平時代的「放權讓利、發展優先」,全面轉向習近平時代的「集權監管、安全至上與全面控制」。

 

中共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夕

中國稅務部門全面深化對跨境金融產品(如香港保單收益徵收 20% 個人所得稅)的穿透式課稅,並非孤立的財政操作,而是習近平當局將「反腐肅貪」、「稅務總體戰」與「政權安全」深度融合的必然產物。

這標誌著中國治理模式已從鄧小平時代的「放權讓利、發展優先」,全面轉向習近平時代的「集權監管、安全至上與全面控制」。

國家治理主軸:全面安全觀下的「穿透式控制」

習近平執政的核心主軸,可概括為「以黨統領一切為核心,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導向,以現代監管技術為手段的集權式秩序重建」。在這一框架下,肅貪與稅務監管的升級具有深刻的內在邏輯:

  • 金融與財政安全的「防漏堵破」:長期以來,境外保險、海外信託與離岸帳戶是中國高淨值人群(HNWIs)與公職人員轉移資產、避稅及洗錢的灰產通道。在地方財政赤字擴大與土地財政退場的背景下,將課稅觸角延伸至境外保單收益,既是填補財政缺口,更是防範資本外逃與金融系統性風險。
  • 「金稅四期」與國家穿透力(State Penetration:透過大數據、CRS(通用報稅標準)與金融監管聯網,國家對個人資產的掌握達到前所未有的「透明化」。這意味著個人私有資產運行的邊界被重新定義,國家公權力獲得了隨時查核、調取與徵稅的終極穿透力。
  • 肅貪作為政治整合與社會重塑的工具:反腐運動早已超越初期「打虎拍蠅」的政治肅清階段,進入「制度化威懾」與「財產全面申報監管」的階段。肅貪不僅打擊政敵與利益集團,更強制要求整個官僚體系與精英階層對中央政治意志保持絕對服從。

 

習近平治理模式對中國發展的「利」(國家能力與風險控制)

從國家治理能力(State Capacity)的維度來看,這種高度集權與嚴格管制的模式在特定維度上展現出獨特的強勢效應:

  • 極致的資源動員與現代財政徵管能力: 透過健全現代稅務徵管體系,政府成功打破了以往「地方保護主義」與「灰色避稅天堂」的藩籬。中央對金融流向的精準掌握,提高了國家財政資源的集約化調配能力,為「新型舉國體制」(如半導體、高階製造與新能源的戰略投入)提供了穩定的財政底座。
  • 有效抑制系統性金融風險與資產流失: 對境外保險、影子銀行、房地產巨頭及非法資金外流的鐵腕打壓,雖然短期衝擊市場,但客觀上杜絕了類似金融海嘯式的債務爆雷風險,切斷了官商勾結、洗錢抽乾國家財富的通道。
  • 強化威懾效應,重塑官僚合規紀律: 長期嚴厲的反腐與財務稽查,大幅縮減了官僚系統的顯性腐敗空間,強行拉升了公職人員與企業的違法成本。行政體系的指令貫徹力(Compliance)獲得顯著提升,中央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困局被有效破除。

 

習近平治理模式對中國發展的「弊」(制度僵化與經濟活力窒息)

從長期制度經濟學與國家競爭力的視角來看,這種「過度掌控」正帶來極大的負外部性,逐漸侵蝕中國經濟的底層活力:

  • 民間資本與高淨值人群的「信心崩塌」: 從打壓科技巨頭、補教業,到全面追討海外資產收益與嚴查歷史稅務,資本市場感知到的不是「法治健全」,而是「產權安全的不可預測性」。當合規邊界不斷收緊且溯及既往時,企業家與創新人才傾向選擇「躺平」、縮減投資或加速移民,直接導致私營經濟(56789體制)的萎縮。
  • 官僚體系的「避險型怠政」與行政癱瘓: 在肅貪高壓與嚴格追責制度下,「多做多錯、不做不錯」成為官僚階層的理性選擇。地方官員失去了以往推動經濟創新的彈性與動機,官僚體系運作陷入「上意難測、集體平庸」的僵局,極大地拖累了政策執行效率與地方經濟彈性。
  • 市場機制退化與資源配置失衡: 國家將過多資源向國有企業與國家戰略項目傾斜(「國進民退」),同時對民營與跨國資本實施無死角的財務監管與政治限制。這種由官僚意志而非市場價格機制主導的資源分配,極易引發重複投資、產能過剩與創新效率低下。
  • 地緣經濟隔離與「去風險化」加劇: 對跨境資金流動與外資數據的極致監管,讓國際資本評估中國市場的政治風險與政策風險急劇升高。這加速了外資流出與全球供應鏈的「去中國化」(De-risking),使中國在面臨西方科技封鎖時,更難以利用國際市場與資本破解困局。

 

綜合評估:秩序的勝利與活力的代價

習近平執政的主軸,本質上是一場「以犠牲市場彈性與個人資產自由為代價,換取黨政權絕對安全與國家控制力」的政治經濟重組。

肅貪與稅務嚴管的確提升了國家對社會的抽取能力(Extractive Capacity)與風險控制力;但在現代治理中,過度的控制必然導致動力的喪失。當前中國經濟面臨的通縮壓力、消費不振與投資疲軟,正是這種治理模式所產生的系統性副作用。

在即將到來的北戴河會議及未來的政策走向中,中共高層若無法在「安全控制」與「市場賦能」之間尋得新的動態平衡,中國恐將面臨一個國家能力極強、但經濟社會缺乏創新活力與內生增長動力的長期停滯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