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行遠自邇，登高自卑 ——從英國民運實踐談海外中國民運的思考與創新

 

田牧（德國）

2026年5月，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在倫敦宣告成立。對於英國、德國、荷蘭和法國的歐洲民運朋友而言，這不僅是一個組織架構上的調整，更是一種新探索與新嘗試。
記得在2022年10月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會議上，荷蘭的陳忠和、王國興、英國的黃華、法國的劉偉民與德國的我相聚，有人提議「要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每年的項目與活動盡量協調與合作」，大家一拍即合。這些年來，我們努力了，雖然組織松散，但行動協調。2024年10月的柏林中國民主化論壇大會前夜，陳忠和先生病逝了，可說是壯志未酬身先亡。而如今在倫敦舉行這樣的會議，實現了大家當年的約定，也算是告慰天國的忠和兄，我們邁出了約定的一大步。
回顧海外中國民主運動三十餘年的發展歷程，我們既應看到堅持與付出，也應正視不足與局限。如何在總結經驗中尋找新方向，在反思問題中開辟新道路，已經成為擺在海外民運面前的重要課題。此文是筆者與英國民運主帥王冠儒、黃華、王蘊溥的談話內容的摘要，算是對中國海外民運工作的總結、思考與探索，與民運朋友交流與分享。

[caption align="alignnone"] 建立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實現了四國民運朋友當年的約定，左起：王國興、劉偉民、陳忠和、姜福禎與筆者當年合影。[/caption]

英國民運團隊主要領導概述

英國民運團隊中代表性人物主要有：王冠儒、黃華和王蘊溥。
一、黃華：英國民運資深人士
黃華是英國民運中的資深人士，參與民運活動已有30餘年。
20世紀90年代初，黃華曾與流亡英國的高沛其（原深圳市刑警隊副隊長）同屬一個民運團隊，並曾與王炳章等民運人士有過合作。90年代末，他加入中國民主黨，是中國民主黨早期的重要成員之一，在民主黨圈內擁有較廣泛的人脈和影響力。
作為英國民運中的老一代參與者，黃華見證並參與了海外民運的發展歷程，其經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二、王冠儒：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歐洲總部主席
王冠儒現任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主席。此前，他曾擔任遼寧省人大代表、遼寧省民營企業負責人。
2016年，王冠儒因涉及遼寧省人大代表選舉相關案件而受到牽連。當時，中共官方將該事件定性為遼寧省「拉票賄選案」，並稱其為新中國成立以來首次發生在省級層面的重大政治事件。官方通報稱，該案涉及多名省部級官員、人大常委會委員和人大代表。
王冠儒是該事件相關涉案人員之一。此後，他經歷了審查過程，並表示自己長期處於高壓力、禁錮狀態，身心健康受到嚴重影響。後來王冠儒因身體健康原因赴德國慕尼黑接受治療，之後流亡海外。
談及當年的經歷，王冠儒認為，當時的選舉過程是一次真實的民意表達，只是沒有按照中央設定的方式進行，因此最終被定性為嚴重政治事件。這一經歷讓王冠儒深刻認識到體制內政治運行的問題。他表示：「我親歷了這些年的政治黑幕，也經歷了個人權益受到侵害的過程。來到英國自由世界後，我決定投入中國民主事業，與大家共同推動海外民運工作。」
三、王蘊溥：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主席、歐洲總部副主席
王蘊溥曾在軍隊服役五年，加入過中國共產黨，畢業於中共黨校本科，曾在國有企業擔任黨委書記。離開公職後，他從事商業活動，經營私人企業。
王蘊溥是中國民主黨北京黨部創建成員之一。他表示，自己投身民主運動，與近年來中國社會經歷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關。
他認為，新冠疫情期間實施的長期「清零政策」，給社會帶來了嚴重影響，尤其是在封控環境下，一些普通民眾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壓力和心理壓力。「白紙運動」等社會現象，也讓他感受到民眾對社會變化的訴求。
他說，自己在商業領域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長期關注社會發展，並希望參與推動民主進程。
2024年，王蘊溥又經歷了一次重大人生轉折。他因涉及一起高級官員案件而受到調查，並被采取「留置」措施。王蘊溥說：「留置」雖然在形式上取代了過去的「雙規」，納入國家監察體系，但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存在嚴重侵犯個人權利的問題。
據王蘊溥介紹，自己在留置期間受到嚴格監管，長期處於高壓環境之下，包括持續監視、限制行動、反覆接受詢問和撰寫材料等。他表示，這段經歷給自己造成了嚴重的身心傷害。後來，王蘊溥因身體原因獲得保外就醫機會。在相關政策調整前的窗口期，他離開北京，經深圳、香港前往海外，開始流亡生活。
他說：「加入民運組織，是我自己的選擇。我會盡自己的力量發揮作用。」
四、英國民運的新一代力量
王冠儒和王蘊溥都曾擁有企業管理和社會組織方面的豐富經驗，也經歷過中國政治環境中的重大變故。他們認為，推動民主、人權和公民社會建設，是自己未來努力的方向。
與早期海外民運人士相比，新一代民運參與者更多擁有企業經營、社會管理和公共事務方面的經驗。他們試圖將公民參與、社會訴求以及現實政治議題結合起來，在長期規劃與具體行動之間尋找平衡。
從這一角度看，英國民運正在經歷代際更替。新舊力量交匯，既延續了過去的理念，也呈現出新的特點。
正如一句常被引用的話：「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這既是時代變化的體現，也反映了海外民運群體持續發展的過程。

堅持抗爭，亦需直面成效不足

[caption align="alignnone"] 中國在倫敦市中心推動建設「超級大使館」的計劃，引發英國社會廣泛關註和爭議，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組織和參與英國多個城市組織的相關抗議活動。[/caption]

三十多年來，海外民運經歷了不同階段的發展與變遷。無數民運人士在艱難環境中持續發聲，推動民主、人權與法治理念的傳播。正是這種長期堅持，使中國民主運動在國際社會上始終保持一定的影響力與存在感。
王冠儒談到：「我是後來者，但參與海外中國民運工作也已有六年多。這幾年，我更多是在傾聽——傾聽前輩們回顧過去、總結經驗。大家談得最多的一句話是：『旗幟不倒，隊伍不散，聲音不斷。』」
我非常理解這句話背後的意義。三十年如一日的堅守，本身就是對理想與信念的堅持，也是海外民運長期抗爭精神的體現。然而，在肯定這種堅持的同時，我們也需要進一步思考一些更深層的問題：我們的社會影響力究竟體現在哪里？組織動員能力如何發揮？公眾認同度又如何衡量？換句話說，堅持本身是必要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堅持的目的不僅在於延續，更在於產生實際影響、推動現實改變。那麼，如何讓堅持轉化為成果，如何讓理想與行動更有效的連接，正成為海外民運需要直面的新課題。
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正視長期存在的一些現實困境。長期以來，海外民運呈現出「分散多於聯合」的現象。中國民運組織數量眾多，各有理念、各有方向，各自開展工作。不同組織之間時常缺少有效協調，形成了較多隔閡與壁壘，導致整體力量難以匯聚，行動效果受到局限。
此外，討論多於行動、組織多於整合、活動多於影響的現象也較為明顯。許多活動雖然保持了一定的熱度，但更多停留在內部交流和有限圈層中，難以真正觸及更廣泛的社會群體。一些組織之間缺乏長期合作機制，資源無法形成合力，部分傳統工作方式，也逐漸難以適應當今社會傳播環境的變化。
因此，現實中出現了象征意義多於實際效果的問題。堅持固然重要，但如果堅持無法轉化為影響力，就難以推動民運事業持續發展。面對這些問題，僅僅強調堅持是不夠的。真正需要的是在堅持理想的基礎上，勇於反思、主動調整、不斷創新。歷史上的進步，往往始於對自身的審視；真正的發展，也往往源於敢於面對不足。
真正的進步，始於自我檢討。

「山頭林立」與「內鬥不斷」背後的結構性原因

海外民運長期存在一個較為突出的現象：民運社團數量眾多、組織形態覆雜。面對這一現實，人們往往習慣將其中的問題簡單歸結為「內鬥不斷」或「山頭林立」。然而，這樣的解釋並不完整。
黃華對此有自己的觀察。他表示：「我參與海外民運工作已有35年以上，長期見證這些組織現象的形成與發展。如果僅僅將問題歸結為『內鬥』與『山頭』，並不能全面反映實際情況。從我的經歷和觀察來看，其背後存在更深層次的結構性原因。」
首先，中國國內長期存在的高壓政治環境，使獨立政治組織難以正常生存和發展。這種長期隔離，使海外民運組織與國內社會之間難以建立穩定、持續的聯系，也影響了運動的社會基礎與發展空間。
其次，海外民運組織普遍面臨現實資源限制，包括資金資源、人才資源以及傳播渠道等方面的不足。在有限的資源條件下，不同組織往往各自尋求發展，容易形成相對獨立的運行模式，也進一步加劇了力量分散的問題。
再次，中國社會本身已經發生深刻變化。互聯網時代的到來、新媒體傳播方式的興起、青年群體的成長，以及社會結構的不斷轉型，都對民主運動提出了新的要求。傳統的表達方式、組織方式和動員方式，都需要適應新的社會環境。
因此，海外民運所面對的問題，並不能簡單理解為個人矛盾或組織之間的分歧，而是政治環境、資源條件、社會變化以及組織結構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只有認識到這些深層原因，才能避免簡單化歸因，才能真正找到推動發展的路徑。
從近年來一些實踐探索來看，持續性的行動比一次性活動更加重要；具體項目推動比單純口號宣傳更加有效；面向社會的媒體傳播比內部討論更加關鍵；國際之間的協作聯動也比單一組織孤軍奮戰更具影響力。這些經驗也說明，未來的民運發展需要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單一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2022年10月柏林會議期間提出的「建立歐洲4國反共軸心，加強年度項目與活動協調合作」的構想，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形成的一種探索。經過多年社會實踐與跨國合作的積累，如今成立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其意義正在於嘗試回應長期存在的現實問題，通過洲域布局、力量整合、資源共享、優勢互補、渠道共建以及價值協同，探索一種更加有效的組織合作模式。
這不僅是組織形式上的調整，更是對新時代社會傳播環境和政治行動方式的一種回應。

英國實踐帶來的民運工作啟示

[caption align="alignnone"] 2024年11月第92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舉辦「國際刑法研討會」，邀請法律、人權和國際安全領域專家參與討論。[/caption]

近年來，英國民運人士在工作方式上進行了許多新的探索與嘗試，其核心變化在於：從傳統的理念表達，逐步轉向社會參與、公共議題介入和實際行動。
筆者與英國的王冠儒、黃華相識相知已有多年。在這段時間的接觸中，可以看到他們不斷思考如何推動民運工作走出內部圈層、進入更廣泛社會空間的努力。他們嘗試將公民參與、公共事務、政治表達以及社會訴求，與民運工作項目相結合，使民主理念不再停留於口號，而是通過具體行動進入公眾視野。
用王冠儒的話來說，就是：「要讓社會看到，也要讓社會感覺到。」
那麼，民運工作如何才能真正做到讓社會「看到」和「感覺到」？王冠儒通過兩個實踐案例進行了說明。
一、參與公共議題，讓社會看見民運行動
近年來，中國政府在倫敦市中心推動建設「超級大使館」的計劃，引發英國社會廣泛關注和爭議。該項目涉及外交安全、社區影響、國家安全以及潛在的監控風險等問題，因此成為英國社會討論的重要公共議題。
王冠儒認為，近年來，中共「跨境鎮壓與迫害」的問題，已經受到越來越多民主國家政府、媒體和社會組織的關注。
所謂跨境鎮壓，是指一個國家的政府在本國疆域之外，通過威脅、騷擾、監控、施壓家屬、濫用法律程序或其他方式，對海外異議人士、記者以及特定群體成員施加影響或打擊。在英國，這類現象也不斷受到關注。例如，一些海外人士遭遇法律程序壓力、網絡騷擾、持續監控或社會威懾等情況。
面對這些問題，黃華認為，民運組織不能只是表達關注，而應采取實際行動，包括及時向所在國政府和執法機構反映情況，通過媒體公開信息，並以組織化方式參與社會討論。
基於這一理念，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圍繞「超級大使館」議題，在英國多個城市組織相關抗議活動。倫敦和曼徹斯特等地多次舉行同步行動，吸引了不同背景人士參與，並獲得了英國社會及國際媒體關注。
這一實踐體現了一種新的工作方式：民運不再只是內部表達，而是主動進入公共議題，通過社會行動讓公眾看見、理解並參與。

[caption align="alignnone"] 2024年11月國際刑警組織大會的會場所在地。[/caption]

二、進入國際議題，提升專業化與影響力
另一個重要探索，是主動參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公共議題。
2024年11月4日至7日，第92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國際刑警組織大會是該組織的重要決策機制，每年吸引來自全球成員國的警政領導人、政府官員及安全領域專家參與，討論國際執法合作與跨境犯罪問題。
圍繞這一國際會議，王冠儒、黃華等民運人士在格拉斯哥舉辦了「國際刑法研討會」，邀請法律、人權和國際安全領域專家，就國際刑警組織的權力運作、專制國家影響國際組織、跨境追捕機制以及「紅色通緝令」等問題展開討論。
研討會設置了多個主題，包括：
專制國家影響國際刑警組織決策可能帶來的風險；
國際組織治理中的透明度與監督問題；
海外人士面對「紅色通緝令」時的法律困境；
國際刑警機制與人權保障之間的關系。
活動邀請了律師、國際刑事專家、學者、媒體人士以及相關領域研究人員參與。其意義不僅在於表達批評，更在於通過專業討論，讓更多人了解國際刑警機制的運作方式，以及海外異議人士可能面臨的法律風險和應對路徑。
這種方式體現了海外民運工作的一種轉變：從單純的政治立場表達，走向專業領域參與；從被動回應問題，走向主動設置議題。
三、從英國實踐看未來方向
英國的這些探索說明，民運工作的有效性，不僅取決於理念是否堅定，更取決於是否能夠踐行於現實社會。
未來的海外民運，需要更多加強社會參與能力、專業化能力和國際協作能力。只有真正進入社會議題、回應現實問題，才能擴大影響範圍，提升公眾認同。
讓社會看到，讓社會感覺到，也許正是新時代民運工作需要重新思考的重要方向。

創新，是民運工作發展的必由之路

《大學》有言：「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任何具有生命力的社會運動，都需要在時代變化中不斷調整和發展，民主運動同樣如此。
創新並不意味著否定過去，而是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實現新的突破。面對社會環境、傳播方式以及國際格局的變化，海外民運需要探索新的工作模式、新的傳播路徑和新的組織機制。只有不斷適應時代發展，才能獲得持續發展的空間。
一、從紀念型活動向項目型活動轉變
黃華認為，長期以來，海外民運更多關注的是「如何生存、如何堅持」。而進入新的階段，更需要思考的是：如何擴大影響？如何推動社會認知？如何讓民主理念真正進入公共空間？
衡量一個組織的價值，不僅在於它是否存在，更在於它能否推動社會討論、影響公眾認知，並促進理念傳播。
王冠儒以「劉曉波紀念活動」為例說明這一轉變。
歐洲之聲每年舉辦「7·13」紀念劉曉波活動，多年來持續開展，具有重要的紀念意義。王冠儒認為，在保持紀念價值的同時，也可以進一步提升活動的社會影響力，將其從一次性的紀念活動發展成為具有持續影響力的公共項目。
基於這一思路，今年7月12日至14日，歐洲之聲與英國「中國研究」共同推出「劉曉波人權獎」項目，設立獎金，以表彰中國大陸勇於追求人權與民主理念的人士。
未來，該項目還計劃不斷擴大社會參與範圍，完善獎項設置，提高國際影響力，使劉曉波紀念活動從歷史紀念走向現實推動，從象征意義走向社會影響。
二、從「存在」走向「影響」
海外民運過去長期面臨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保持自身存在。而未來更重要的問題，是如何形成實際影響。
黃華認為，這一轉變包含兩個層面：第一，中國民運工作需要進一步思考國內外聯動的發展方向。海外力量不能僅停留在海外表達，而需要探索與國內社會之間更有效的連接方式。第二，組織建設需要更加注重長期布局和戰略規劃，只有形成持續性的行動機制，才能避免運動停留在象征層面。
2025年10月，「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在中國首府成立。黃華表示：原先考慮到國內同仁的安全，我是堅決反對的，但是這些志士非常堅決，怎麼勸也勸不聽，他們帶頭邁出了第一步，滲入中共心臟地區，結果遭致全軍覆沒。黃華說：我們將「北京黨部」視為一種血祭，為未來的國內布局與長期立足，汲取了經驗與教訓，這一步跨出去了，中國民主黨不會終止這一步伐，未來還會以更策略的計劃與方案向國內推進與布局。
從「存在」走向「影響」，意味著民運組織需要從維護自身延續，轉向建設社會影響力；從單純表達立場，轉向推動現實議題。

[caption align="alignnone"] 2025年10月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成立，左起：王石、李武、趙強、李雲、孫帥、李飛。[/caption]

三、從圈層傳播向社會傳播轉變
在信息時代，傳播能力已經成為社會運動的重要基礎。向更廣泛社會拓展，不僅需要行動，也需要與傳播相結合。「敘事權」和「話語權」決定了社會如何理解一個事件，也影響公眾如何認識一個問題。
誰能夠解釋「發生了什麼」，誰能夠提出「為什麼行動」，誰就更容易影響公共討論。
雖然中國現行法律文本中包含公民表達、出版、集會、結社等相關權利原則，而如何在現實環境中推動公民社會的發展，仍然是一個需要長期探索的過程。
四、從單獨行動向協同合作平台轉變
面對覆雜的國際環境和長期挑戰，單一組織的力量有限，協同合作成為重要方向。中國民主黨歐洲總部的成立，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的一種探索。英國、荷蘭、德國、法國等地的相關力量開始嘗試加強協調與合作，共同討論如何整合資源、形成合力。
王冠儒認為，未來需要更多專業化研究和戰略規劃，通過平台化合作，提高行動效率和國際影響。如果長期停留在各自行動、彼此分散的狀態，就難以形成更大的社會影響力。未來的發展方向，應當從分散走向協同，從個體行動走向系統建設。
從象征性存在走向實際影響力，創新，不只是工作方式的調整，更是思維方式的更新。海外民運未來的發展，需要完成幾個重要轉變：從紀念活動走向持續項目；從內部表達走向社會參與；從圈層傳播走向公共傳播；從單獨行動走向協同合作。
只有不斷創新，才能讓長期堅持轉化為現實影響，讓理想追求在新的時代環境中獲得新的生命力。

結語：民運未來工作思考

[caption align="alignnone"] 今年3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以顛覆國家政權罪閉門審判了中國民主黨北京分部七名黨員，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在中國駐倫敦大使館前舉行示威抗議活動。[/caption]

站在新的起點上，面向覆雜而動蕩的環境，我曾與王冠儒、王蘊溥、黃華有過不少交流，這里記錄了他們的現實想法與期待。
他們強調，民主運動不僅需要理念，更需要行動；不僅需要表達，更需要傳播。與過去單純依靠集會、聲明、紀念活動不同，他們更加重視項目化運作、媒體傳播和社會參與。
他們的核心理念可以概括為一句話：讓社會看得見，讓公眾感受得到。這種思路的轉變具有重要意義。
任何社會運動的影響力，都不僅來自其理念本身，更來自其傳播能力、組織能力和社會動員能力。如果行動無法被社會看見，再正確的理念也難以產生廣泛影響。
因此，爭取敘事權、提升傳播力，已經成為當代民主運動不可回避的重要課題。
中國民主事業是一項長期而艱巨的事業。它不可能因為一次會議而成功，也不會因為一次挫折而終結。重要的是保持反思精神，勇於總結經驗，敢於探索新路。
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任何事業的發展都離不開腳踏實地的積累與實踐。對於海外中國民主運動而言，今天最需要的或許不是更多口號，而是更多合作；不是更多爭論，而是更多行動；不是停留於過去的經驗，而是在新的時代條件下不斷創新。
唯有如此，才能在未來的發展道路上站得更高，走得更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