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振兴的时代蛩音 ——读张嘉《陌上花开》／张勇

张勇

张嘉的《陌上花开》为我们奏响了一曲农村振兴的时代蛩音。

这部长篇小说，聚焦豫西南东营村，洋洋洒洒40多万言，为我们讲述和呈现新时代处于中原腹地的农村如何迈向共同富裕之路进行了艰难探索，并细致入微地刻画了一批青年新农人心路成长历程和艰难蜕变，具有一定的时代讽喻与镜鉴意义。

青年作家张嘉得益于中原大地的滋养和青睐，从而得以对其生存的土地沉思默想，以及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底层人物命运的悲悯和关爱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主色调，进而形成了小说“形式化的内容”，从最本质的意义上完成了文学的时代命题和重建。正如罗岗在《读什么与怎么读》所分析的，虽然需要“终极意义”上将文学放入到“社会历史”语境之中，但是“文学文本”与“社会历史语境”之间却是繁复多样，灵活多样的多重决定的关系：一方面社会历史不单单只是在内容层面上进入文学文本，更重要的是它必须转化为文学文本的内在肌理，成为“形式化的内容”；另一方面，文学在文本层面上对巨大的社会历史内容的把握，同样不能是“反映论”式的，而是想象性地建构新的社会历史图景，把文本外的世界转化为文本内的有意味的形式。

其次，融具象、个象、形象和意象于一体的东营村，承载着中原腹地农村风物一个独特的村庄，具有民俗意义上的审美价值，是小说文本一个独特的存在。小说文本以东营村作为关捩点，串联起麦收、佳慧、佳颜、佳莉、俊喜、七奶、柳叶梅、月白、猛子、田力、苗书记等众多人物，以点代面，展现东营村在时代大潮冲击下的种种纠葛、冲突，一帧帧栩栩如生、令人向往之田园农耕生活与城市繁华热闹场景交织着的社会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小说并没有局限于对民俗与农村生活环境的简单描绘，而是把东营村置于更广阔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作出对位式的审视和凝视，这让小说具有了更深广忧思的时代内蕴。发达经济体的南方城市（譬如广州、深圳等）与东南沿海（例如常州、苏州、上海等）作为发展中的广大中国西部地区群像人物（譬如麦收、佳莉、佳慧）活动的时空感被大大延伸了；作为经济形态（个体经济如养鸡场、香油作坊、交通客运与机械化大生产）对位式的生动描绘，增加了小说审美的张力；观念形态与价值冲突不断演变，道德伦理经受住了种种考验和磨练，一幅幅具有时代冲击感的矛盾纠葛纷至沓来，造成了跌宕起伏、摇曳生姿的故事情节，还原了时代大潮冲击下这一群像系列人物的内心挣扎和不甘，进而摆脱个体困守山村（农耕）依附宿命的抗争与不屈，进入奋发图强走向更美好生活的憧憬与向往，这为小说增加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复次，“出走—瞩望—实干”的结构模式，青年人永远心向“诗和远方”，然而“出走”的诱惑和尝试，无不是对城市繁华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同时也隐含着对改变家乡现状的一次次瞩望与牵盼。这一青年群体，既有奔赴城市求学、务工的经历，他们亲身观察和体验过城市的繁华；同时也遭遇过身处异乡的歧视、漂泊与彷徨，最终他们完成了对自身的启蒙与成长，立足各自的特长，或逃离或回归，或参与家乡产业建设，或用所学一技之长反哺故土家乡，在挫折中不断汲取经验教训，在奋斗中书写青春价值，让我们看到乡土振兴的内生动力和人物身上所蕴含着的生命活力。

总之，张嘉的《陌上花开》摒弃了传奇化的叙事，也区别于乡土传统的文本化叙事，为我们呈现了一幅颇具有时代画面感的原生态日常，春种秋收的节令劳作，邻里互助的淳朴人情、家族团聚的温馨场景，构成了乡土社会的精神内核，奏响了迈向农村振兴的时代蛩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