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5 年被視為全球地緣政治的重大轉折點,這一年或許將決定未來數十年的國際秩序走向。當今世界正進入一個無領導的時代,或稱「G-Zero 世界」,此概念由美國知名政治學家伊恩·佈雷默(Ian Bremmer)提出,描繪了一個缺乏穩定領導力的國際環境。大國之間的合作減弱,而競爭卻加劇,各國愈發專注於本國利益,忽視全球問題的解決。這種趨勢在 2025 年可能愈加明顯,全球範圍內的政治和經濟動盪或將迎來一個高峰。
無領導世界的挑戰
國際秩序的瓦解已成為現實。過去幾十年,由美國領導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冷戰結束後曾帶來一段相對穩定的時期。然而,自 2008 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逐步退出國際領導角色,加之全球多極化趨勢加速,國際秩序正迅速瓦解。在這樣的背景下,「叢林法則」再次成為國際關係的潛在主軸,強者行其所能,弱者承其所必。
目前,美國的影響力雖然仍具主導地位,但其政策重心更偏向內部利益。例如,在川普(Donald Trump)政府的領導下,美國強調「美國優先」,並採取單邊主義政策,包括提高對中國大陸的關稅、限制高科技出口等。日裔美國政治經濟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批評,這種政策雖能短期內提升美國經濟的自我保護能力,但長期卻會損害全球穩定。數據顯示,2024 年美國對中國大陸商品的平均關稅已達 19.3%,為數十年來的最高水準,而全球供應鏈因此遭受重創。
在經濟層面,國際貿易增速放緩的現象尤為明顯。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的數據,全球貿易在 2024 年僅成長 2.3%,遠低於過去二十年的平均成長率 5%。此外,世界銀行報告顯示,新興市場債務危機的風險大幅上升,超過 60% 的低收入國家目前處於或即將陷入債務困境。
在軍事領域,俄羅斯和北韓的行動也進一步挑戰了國際秩序的穩定性。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造成了嚴重的地緣政治分裂,而北韓在 2024 年試射了 15 枚導彈,包括洲際彈道導彈,顯示出其在核武發展上的進一步企圖。
中美競爭與新冷戰的抬頭
中美關係已進入深度對抗階段,許多專家將之形容為「新冷戰」。在川普的第二任期內,美國政府加大對中國大陸的施壓,包括進一步擴大出口管制範圍和對中資企業的制裁。2025 年,美國的半導體出口禁令使中國大陸的芯片自給率目標面臨巨大挑戰。根據中國大陸國務院發佈的數據,2024 年其半導體進口額下降了 27%,但國內產量僅成長 10%,供需缺口進一步擴大。
另一方面,中國大陸雖然在經濟上面臨壓力,但仍積極推進「一帶一路」倡議,試圖透過基建投資與發展中國家建立更緊密的經濟聯繫。截至 2024 年底,「一帶一路」項目已覆蓋 150 個國家,累計投資總額達 1.2 萬億美元。然而,部分國家因債務問題對中國大陸態度轉趨謹慎,尤其是南亞與非洲地區的一些參與國已表達對「債務陷阱」的擔憂。
新冷戰的另一個特徵是經濟脫鉤的加速。美國與中國大陸的雙邊貿易額在 2024 年下降至 6900 億美元,比 2018 年高峰期減少了 20%。同時,兩國在高科技領域的競爭愈發激烈,人工智慧、量子計算和新能源技術成為雙方競爭的核心。
歐洲與全球南方:角色重塑
[caption id="attachment_95487" align="alignnone" width="639"] 在大國對抗中,歐洲面臨艱難的抉擇。圖/截自歐盟網站[/caption]在這場大國對抗中,歐洲面臨艱難的抉擇。一方面,歐盟試圖維持與美國的戰略聯繫;另一方面,歐洲也希望在經濟上與中國大陸保持一定合作。例如,德國在 2024 年向中國大陸出口額達到 940 億歐元,占其總出口額的 8%,顯示出經濟聯繫的深度。然而,俄羅斯的侵略行動和美國的外交壓力正迫使歐洲向北美靠攏。
與此同時,全球南方國家的崛起為國際政治注入了新的變數。印度作為主要新興經濟體,在 2025 年將經濟成長率提升至 6.5%,成為全球成長最快的大型經濟體之一。印度透過「全球南方合作計劃」強化了與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的聯繫,並在國際舞台上日益活躍。此外,巴西在環境問題上的領導力也受到國際關注,其在 2024 年成功主辦了全球氣候峰會,推動 75 個國家簽署「亞馬遜森林保護協議」。
然而,全球南方國家內部也存在分歧,部分國家對中美競爭採取觀望態度,其他國家則積極加入某一陣營。例如,印尼在 2024 年選擇加入中國大陸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而菲律賓則加強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顯示出不同國家在應對無領導世界中的策略差異。
結語
2025 年是全球秩序的重要分水嶺。在「無領導世界」的背景下,各國紛紛專注於自身利益,忽視全球問題的解決,導致國際合作減弱。然而,這樣的趨勢並非不可逆轉。若國際社會能重新聚焦於共同利益並建立更具包容性的合作框架,全球秩序或許仍能避免進一步的崩解。
在這個關鍵時刻,各國需要認識到,短期的國家利益與長期的全球穩定並非必然對立。唯有在彼此妥協與合作中,才能塑造一個更加穩定與繁榮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