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待過寄養家庭、精神病院、從哈佛畢業，再到進入大科技公司工作，作家艾米．尼特費爾德（Emi Nietfeld）於《接受》一書中，以親身經歷的視角道出真相，赤裸裸描繪了向上流動的高昂代價、菁英聚集之地所散發的虛偽，以及社會對堅毅和韌性的期待所營造的嚴苛標準。以下為原書摘文：
自從不必吃強效藥並獲准在外面活動之後，我已經能心平氣和的住在這棟密閉空間裡。他們給我一塊地方，讓我可以在那裡讀書和做功課，但我也不可以製造麻煩。這看起來是相當公平的交易。
但後來我開始犯了一些我不知情的規定。譬如我認識了一個男孩，他脖子上戴著用普卡貝殼和七彩串珠做成的項鍊，我因為和他說太多話，結果兩人都被教訓，還必須接受不能看對方一個星期的「隔離」處罰。還有一次，我問了2位輔導員能否獲准和媽媽外出去見見哥哥一家人，結果他們拿出「操控的後果」通知給我。
我站在院方人員的桌前，眼淚幾乎要掉下來，緊握著拳頭問：「為什麼要給我這個？」
「你知道原因。」幫我借參考書的輔導員責備我。可是我還是想不透，直到她解釋給我聽：把同樣的問題拿去問兩個人，即不折不扣構成了「操控」情事，即便你詢問的第一位輔導員已經交班去過週末，所以才會問第2位也一樣。他們撤銷我的通行許可，整個週末只准我在室內活動，而且還要我向由其他同儕病患組成的陪審團道歉。
我停用安立復沒多久後，有一位叫做羅莉的輔導員出現在我房門口。她蠻不在乎的靠在門框上，雙臂交叉。我心跳飛快，等著聽她說我又搞砸了什麼事。「院方討論了你頭髮的問題，說你的頭髮常常看起來很油膩。」
「受到侵犯」意味有權利的人
我的臉涮的一下就紅了起來。想必有人注意到我去看精神科醫生時把自己弄得乾乾淨淨的模樣。「我的頭髮其實蠻不錯的，通常我也會特別強調頭髮，但是在這裡弄這些又沒有意義。」
「我想沒有人教你怎麼洗頭髮，」輔導員說：「所以我來教你吧。」
「什麼？我知道怎麼洗頭髮。」我嗆回去，來不及阻止自己築起防禦心。我又不是從來都沒洗過澡，但話說回來，這件事倒是有點像飲食：如果我漸漸習慣規律進食，以後要是碰到沒辦法這樣做的處境時該怎麼辦？
我告訴羅莉，我的洗澡時段在一大清早，水實在太冷。她點點頭，特別表現出同感，可是我寧可她翻白眼。「去拿你的浴巾吧。」到了浴室，羅莉指著浴缸旁的地板。當我跪在那裡靠著浴缸時，磁磚的冰冷從我Levi’s牛仔褲的破洞蟄痛了我的膝蓋。
「把頭放低。」羅莉下達指示。我盯著她，懷疑她是不是認真的。我將脖子伸到水龍頭底下。羅莉把洗髮精倒在手掌上，海洋迷霧的香味飄散在空氣中。我愣住了；我以為她只是要跟我講解流程，並不是親自上陣。
我的手肘緊緊壓住身體兩側，雙腿也擠在一起。我不要羅莉碰我。強烈的反感讓我覺得自己在她身下顯得既脆弱又渺小。可是我知道我沒有可以跟她爭論的理由，除非我又想拿到「後果」通知。一如院方人員提醒過我的，我已經害自己被關起來了。這四面牆裡發生的一切，都是我先前所做的選擇產生的結果。
「你可以坐起來，」羅莉對我說。她把雙手互相摩擦。「首先要把洗髮精搓出泡泡。」她朝她搓出來的泡泡比劃了一下。「然後從髮根開始洗。」羅莉的雙手插入我的頭髮，一直碰觸到頭皮。我僵住不動，整個人凍結了片刻。她修長的指甲邊抓邊按摩我的頭皮。一股暖意流竄我的全身。我想嘔吐在浴缸裡。
「現在你可以沖洗了。」羅莉指示我。接著她又重複一次流程，解說潤髮的每個步驟，彷彿我是查爾斯．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小說裡的流浪兒，從來沒聽過什麼是潤髮乳似的。我知道怎麼洗頭，我好想尖叫，卻緊咬住牙齒，這時就算她問我問題――譬如問「我可以碰你嗎？」之類的問題――我大概也沒辦法張口回答她。
羅莉或許感覺到了我的苦惱，不過看起來若無其事，一副只不過是在做姊妹之間會做的事，讓我好好享受一下，替我做做護髮之類的。羅莉基本上蠻親切的，她的幹勁看起來也充滿愛心。
照理說我應該明白這一點並信任她，而非只看院方人員對我們的生活幾近絕對的控制這個事實。治療中心定點配置了警衛， 但總有濫用之嫌。就正常情況來講，治療是十分私密的事，但院方會監督我穿哪種內衣、我的T恤是女款還是男款，我們這些住宿治療的病患沒有辦法設界線。
就算明確界線在那裡，輔導員隨便就跨越，事後又能輕巧的規避責任應付過去。我們想申訴的話，還得對社工有足夠的信任才能和盤托出；因為所有的溝通都必須受到監視，只有與家人的私人會面――這是「特權」――除外。院方本身就能判定何事對我們有益，即便這件事讓我們覺得糟糕透頂。
羅莉叫我用毛巾把頭髮擦乾。「 我來幫你梳頭。 」我還是一副呆若木雞的模樣，只聽到自己的心跳。梳完後她歪著頭望著我說：「真漂亮。」我回到房間，坐在塑膠墊上。脈搏在我的頸部上狂跳，我找不到任何言語來解釋原因，為此我悶悶不樂。我可以說我覺得「受到侵犯」，假如這個字詞有任何意義的話，但是它沒有。
而這種感覺已經無所不在到等同於無意義。「受到侵犯」意味著我一開始就是有權利的人，但這並不正確，尤其是他們把我五花大綁用救護車送我到這裡之後。
做治療的時候，院方一再提醒我們，這個世界不虧欠我們什麼。我們隨時都可能受傷害，但只有當某個有權勢的人願意將善心施予我們，才會有好事降臨。然而在這一塊空間裡 也就是我爬到書桌上開始讀書的這一刻――我有機會扭轉乾坤，讓局面有利於我。頭髮上的水珠滑落下來，滴在我從圖書館借來的書本上。
輔導員，我曾被性侵
「活動」時間一到，其他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一位院方人員遞給我一疊影印講義，上面印著泡泡字體的標題「界線」。我嘆了一口氣，很氣多了這項功課，不過還是馬上著手盡快做完它。
「什麼是界線？」第一頁這樣寫道。我把那幾個專為小學生設計的愚蠢範例快速看過去。
「『你的』界線是什麼？」題目又問道。
「別人幫我洗頭髮。」我用只剩一半的短鉛筆寫了這句話，然後又把它劃掉，不想因為講冷嘲熱諷的話而收到「後果」通知。
最後一頁的題目是「描述別人侵犯你界線的狀況。」我把腦海裡浮現的第一件事寫下來：6年級在玩「真心話大冒險」的時候，兩個朋友把我按倒在床上，讓他們其中一個人的哥哥強暴我。數年後，我還甩不掉那個用過的密封袋畫面；那個男生從我家一堆垃圾中找出這個密封袋權充保險套裹住他的生殖器。
我後來向他求饒，改而同意跪下來親他的陰莖，但我還是覺得很丟臉。這件事我不曾告訴任何人，因為媽媽一定會火大我讓別人進來家裡，況且接下來發生的事若是讓她知道的話，我想她恐怕會怪罪我。
雖然我們在告解時段勉為其難的講了很多事情，但基於治療的目的，我們談的是自己做過的事情，而不是別人對我們做過的事情。更何況，院方不准我們討論跟「性」有關的事。不過眼前這份東西只是一份講義，所以寫這些內容應該沒關係，雖然我在寫的過程中覺得四周的牆一直朝我擠過來，彷彿快要將我壓碎
寫完後我將講義交了回去。輔導員快速翻閱，瞇起眼睛讀我潦草的字跡。他翻到最後一頁讀完後，又再讀了一次。他抬起頭望著我。「你知道這是性侵，對吧？」我聽到那個字眼時呆住了。「那不是你的錯。」他又補充說，這讓我更加驚嚇了：我被關在這裡4個月，這段期間何時有人說過哪件事不是我的錯？
他的同情給了我慰藉，彷彿搔到癢處那般，但同時又讓我有不舒服的感覺。這個男人的脖子上有一條掛繩串著去浴室和外界的門禁鑰匙，他現在凝視著我搜尋蛛絲馬跡，好像他念社工系研究所的目的就是為了眼前這一刻，準備要對某個年輕人的人生發揮影響力。
我不禁發窘。才不是這樣，我是妓女，若坦率一點的話，我很想這樣回答。我聽人家這樣講我不知道幾千遍了。後來大家又讓我覺得人生的一切都是我自找的，總是我咎由自取。結果現在突然出現一個人斷定某個情況是性侵，且認定那並非我的錯，為什麼我就該相信他？
輔導員問我有沒有跟別人提過這件事。聽到我回答沒有，他便說他必須上報給亨內平郡政府。我坐在視聽室，從細鐵絲網玻璃大窗戶望著他走進辦公室。他一隻手拿著電話，另一隻手撐住他的光頭，表情痛苦的模樣。成為別人苦惱的對象讓我心裡有一點喜孜孜的，但同時又覺得有些苦澀。
事後來看，這份講義似乎是一種「試探」，感覺CRTC想獲取某種具體的資訊，某種可以「說得通」的理由。又或者一個方便好用的創傷事件，即便這個創傷有一些令我五味雜陳、難以承受的部分，譬如我覺得如果把事情告訴媽媽，她會怪我沒有更奮力抵 抗；又譬如最開始我被比我高年級的男生亂摸時，她叫我自己想辦法處理時那種模樣；還有我在某個夏日忙了一下午把廚房清出一個可以站的空間後，她說我「用情緒強暴她」的指控。
這些在做治療的孩子本來就曾被虐待過，但院方若是已經有這樣的認知，怎麼還會要我們每天晚上坐成一圈彌補我們的罪過？傷害我們的人、保護不了我們的人都能自由行動，憑什麼我們卻要被關起來？
看來現在正是把這個只發生過一次的陳年往事連同其他小事一起鬧大的絕佳時機。輔導員上報給亨內平郡政府之後，一定不會有任何後續發展。然後我轉念一想，我說不定就要離開這裡了。他們會叫我描述發生的事，這樣我就能離開了。
這番領悟頓時讓我充滿希望但又覺得厭煩和惱火。我第一次有這種體會，過去將成為我成就未來的代價，但只有在它將我摧毀之後才有可能。
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已經被擊垮
接下來幾個星期，我盡情沉浸在自己亢奮的心情中，以致於有人在「獨處時間」叫我時，我都忍不住以為他們要讓我出院了。我站在2位輔導員面前，金髮、個頭嬌小的那位有在跑馬拉松，另一個20多歲的就是幫我去圖書館借回第一本書的那位親切輔導員。
金髮輔導員先開口說：「 我們覺得小孩就該有小孩的樣子很重要。你看起來好像在用書本逃避現實，那些書真的不適合你的年齡。」我吞嚥了一下。
「你在講ACT參考書的事嗎？」
「那是一部分。」
「我今年再過一陣子要去考ACT，必須為考試做準備。」
「你才14歲而已，ACT是好幾年以後的事。」
「我想明年先修大學課程，所以有很多功課要趕上。」
「我們認為你現在最好別操心那些事，只要做小孩該做的事，讓自己好起來就好。」
真是令人難以置信！他們是不是忘了「界線」那份講義的事了？沒有人可以說我不夠坦白。假如過去就是成就未來的代價，我也付出這個代價了。然而，我對於向上流動、不必再害怕發抖的渴望，遠遠超過對「單純做個孩子」的想望。就眼前這種處境來講，我還能擁有什麼其他可能性的童年？我來回望著眼前這兩位輔導員的臉。他們仍舊動也不動，不發一語。
「 你們要拿走參考書是嗎？」
「從現在開始，你只能讀適合青少年讀的小說。」
「不是吧？你們在開玩笑嗎？」
「你應該知道人生不是只有書本和考試。」那請問人生是什麼？是療程？桌遊？還是洗頭髮？「如果你想吵這件事的話，小心收到『後果』通知。」
安地斯山脈隱沒到白霧裡了。我回到走廊上，周遭的一切都變慢動作了。我的胸口劇烈起伏。那位小個子的金髮輔導員有在練馬拉松，這不是消遣是什麼？在這個比地獄還不如的地方做爛工作的院方人員，他們可以開車回自己的家，可以喝酒、約會，做大人能做的任何事來解悶。
我卻像那些被固定在地板上的家具一樣，卡在這裡哪兒也去不了。輔導員去我房間把《汀克溪的朝聖者》、《二〇〇五年美國最傑出散文作品》（The Best American Essays 2005）、加里森．凱勒（Garrison Keillor）的《優美詩文選集》（Good Poems anthology）和《巴倫的ACT三十六回》收走。
等她離去後，我爬上床，儘可能默默地大哭一場，這樣院方人員才不會聽到我的聲音。我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已經被擊垮，不想讓他們稱心如意。
（本文摘自／接受：從精神病院倖存的哈佛女孩／寶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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