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黨國警察」威權幽靈再現！

立法院院會日昨（20）日處理選罷法、憲訴法、財劃法等爭議法案，藍綠一早便在議場爆發衝突，場外近萬人「青鳥」抗議，上午11時許民進黨立委王世堅向群眾喊話，掀起民眾情緒，欲闖入立法院，遭到台北市警察阻攔、層層包圍，彷彿戒嚴時代再起？

立委王世堅批評：立院竟然動員警察權，立委、立院都是台灣人民選出來的，立院不該動員警察權、阻絕人民、阻絕青鳥，這是立院30年來最大恥辱。王世堅疾呼：「相信人民！」帶領群眾大喊「警察退回去」！只是，微弱的呼籲無以撼動面無表情、冷漠的「警察仔」！因為他們「奉命行事」？

在藍大於綠的台北市，蔣萬安市長作為蔣家極權統治者的後代，加上立院黨國捍衛軍的韓國瑜院長，立院動用警察權，讓人彷彿感受到戒嚴時期警察在台灣惡行；重啟過往戒嚴時期象徵極權主義「黨國鷹犬」的形象再起！？

20日欲闖入立法院的群眾，不但遭到台北市警察阻攔，甚至通往立院周邊道路、巷弄警察層層封鎖，架起鐵欄杆禁制通行，迫使前往抗議的民眾繞道而行，對表達民主思想、自由行為相當不友善，其企圖阻絕群眾聚集的意圖也相當明顯，彷彿戒嚴時代再起，無怪乎王世堅立委批評這是立院30年來最大恥辱。

80年代，鄭南榕高舉台灣獨立的主張，是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一部分，當時身為中山分局刑事組長的侯友宜以「奉命行事」帶隊拘捕，鄭南榕表示「國民黨不能逮捕到我，只能夠抓到我的屍體。」隨後於 1989年4月7日清晨，在侯友宜帶領警方強行發動破門攻堅行動時，不願被逮捕的鄭南榕於總編輯室點燃汽油，自焚身亡。對政治異議者無情的逼迫威脅，導致釀成悲劇，威權時代的警察，真的只能「奉命行事」嗎？

1991年9月，舉世矚目的「柏林圍牆守衛案」在柏林開庭， 4個30歲不到的年輕人接受審判，他們曾經是前東德柏林圍牆的守衛人員，槍殺準備逃往西德的人民，法官當庭指出：「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打不準是無罪的。你有把槍口抬高一公分的選擇，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知、義務。」

台灣過往悲慘的歷史歲月中，聰明的中國國民黨動用警察權，讓台灣人打自己台灣人，是典型以台制台的殘酷政治手段。參與這龐大威權體制運作數十年的警察同仁，他們對這份工作的想法、對威權統治的認知以及對轉型正義的看法知之甚少。

甚至社會對於警察威權的意象與沉痾，沒有「加害者」的壓迫體制，參與者均將責任推卸給他人，只能說這是台灣轉型正義力有未逮病徵所在。事實上，當法規、命令與良知發生衝突的時候，我們應該選擇並堅守良知，因為這是人類最高的行為準則；警察應與民眾站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