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法學會：法院輕判共諜案與社會認知有差距

文/陳櫻琴（中原大學財經法律系副教授）

國安、共諜案與經濟社會安全在當前兩岸局勢緊張下，更值得關注，台灣法學會舉辦2024年度法學會議，以「國家、經濟與社會安全法制」為主題，多位法學者指出，現行法律對於國家機密的定義範圍不明確，法院宣判若干共諜案，認定違法過於嚴格，致有輕判的現象。

在「國家安全與機密保護——從幾則洩密案與共諜案出發」研討場次中，主持人台大法律系教授林鈺雄指出，國家軍事機密洩密事件頻傳，很難想像台灣重要的國家機密，像佳山基地、敵後工作人員名單等外洩，可是法院對這類型案件的判決有的太輕，形成國安漏洞。

林教授是刑事法專攻，他認為，共諜案的立法處罰對於意圖犯、身份犯的構成要件，司法實務上創造出不必要的門檻；而且法條規定各種國家機密、公務秘密範圍界定不一致。國家機密屬於應依「國家機密保護法」核定，在未核定前，如果境外敵對勢力像中國的軍演，台灣有軍事移防等機密外洩到中國對岸，根本來不及核定，似乎無法列為國家機密？在如此情況下，現行法律根本辦不了共諜。

在兩岸局勢變化，國會朝野對立，中國不時文攻武嚇，透過各種方式對台灣進行統戰，台灣法學會今(2024)年特別以「國家、經濟與社會安全法制」為題，共有4場研討：包括1.防衛民主與反滲透法──兼論外國代理人法之立法方向；2.國家安全與機密保護──從幾則洩密案與共諜案出發；3.經濟安全的法制架構；4.國家安全與社會正義，皆為當前重要國安議題，與會關心台灣國安問題人士進行討論。

政大法律系助理教授陳柏良和政大法研所碩士生力維佑提出論文發表「國家安全與自由民主憲政秩序的交錯與挑戰：初探美國國家安全資訊法制架構」，研究美國先後兩任總統的洩密案，川普案因管轄問題而結案；拜登在任參議員時期和副總統職務取得的加密文件攜回家，未適當保存於安全場所一案，也因他個人記憶力衰退之故，檢察官因證據不足而不起訴。

陳柏良教授指出，美國前後兩任總統均因不當處理渉及國家安全的加密文件而遭調查，顯見美國對於涉及國家安全的資訊，已建構龐大且複雜的保護機制。

陳教授認為，我國的公務秘密法制，分類太複雜，名詞用法不一致，有一般公務秘密、國防秘密和涉及對外國敵對勢力秘密等3種，而且引用的法律相當複雜，除了刑法外，尚有陸海空軍刑法、國家機密保護法、國家安全法等，洩密罪的處罰重者3年以上10年以下，在戰時還可處無期徒刑或7非以上有期徒刑。

與談人台北大學法律系教授顏榕分析法院對洩密罪的判決，有的認為「軍事機密不屬於國防秘密」（最高法院94年台上5672號）；有的判斷「國防秘密應包括軍事機密」（如最高法院97年台上4542號、台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05年軍訴1號）。

顏教授指出，國家機密保護法對「國家機密」之核定權，屬於事前管制的一環，行政權如何核定，過與不及都不理想，如果濫用核定權，容易造成被出賣的國家安全。

何況此種見解影響法院判決，在一則洩密案打到第三審最高法院的官司，結論竟然認定：刑法第109條至112條規定的國防上應秘密之文書，應依規定進行事前核定，才有國家機密保護法的適用（最高法院104年台上2627號）。此一最高法院的判決，與會多位刑法學者都提出質疑，法院的認定是否太寬鬆，如此判決不易定共諜於重罪。

另一位與談人馮聖晏博士從共諜案犯罪現象的觀察，洩密交付國家機密具極嚴重性，但有時可能產生犯罪黑數，不易追訴。而法院有時判決處罰過輕。而且除了國家機密保護法以外，反滲透法規定國家機密、國安法規定國家核心關鍵技術之營業秘密等，現行法制架構甚為複雜。

馮博士提出對現行法解釋論的解套，他認為，除了明文規定必須核定的國家機密保護法，其他制裁規範指涉的國家秘密等不需要經過核定，才能有效截斷洩漏秘密參與者的上下游，避免秘密資訊對外流通。

社團法人台灣法學會舉行創會第54屆會員大會，該會歷史悠久，素來關心台灣民主法治發展，歷屆理事長由教授或律師出任，會員來自法界各領域的自由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