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4日至7日），國際刑警組織（Interpol）在蘇格蘭的格拉斯哥舉行了第92屆年會。值此之機，民主黨英國總部、歐洲之聲、香港議會（籌備）等中國民運組織，同時舉辦了“格拉斯哥國際刑法研討會（11月4日至6日）”。主要目的是探討國際刑警組織應如何公正地履行職責等話題。會議邀請了國際刑法專業人士以及各方的資深專家。我們在今天的本節目中，請來研討會的組織方之一-歐洲之聲社長廖天琪女士，請她來介紹一下本次研討會聚焦的主要話題。
文：流芳
法廣：首先請您談談，你們選擇在第92屆國際刑警組織大會之際，召開“格拉斯哥國際刑法研討會”的初衷？
廖天琪：國際刑警組織每年召開一次大會。今年11月4-7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這個組織的核心是由13個成員組成的執行委員會，即一名主席，3名副主席和9名代表，一般都照顧到國家和地區的均勻分配。代表的任期是3年，今年這9名代表都要重新選舉，我們海外民運團體利用這個機會，想發出聲音，表明態度，阻止中國的代表被選上，所以11月5日在格拉斯哥舉辦了研討會，邀請國際知名的律師和「紅通監督」（Red Notice Monitor）這個機制的負責人來參會，跟我們討論互動。當天早上8點開始，我們這些組織就在大會門口擺放宣傳材料和旗幟，發放傳單，下午，大約4、50人在大會會場門前舉行高聲喊話，示威抗議。活動持續到晚間。
這次國際刑警的選舉，選出兩名美洲、兩名非洲、兩名亞洲和三名歐洲代表。中國派出的王勇（音譯 Wang Yong）是選出的亞洲代表之一。我們的活動和抗議雖然達不到阻撓的目的，但是至少在那一千人參加的大會前，展示了我們反對中國獨裁專制政府，抗議北京濫用國際刑警這個機制來全球搜捕異議人士的做法。
當天我們沒有看到有任何其他國家和民族有同樣的抗議活動，我們海外民運是唯獨一家，這是值得驕傲的。中國民主黨英國總部是很活躍而具有新生力量的組織，這此活動跟他們積極的努力和參與是分不開的。此外，港版國安法2020實施以來，很多香港人流亡、移居到英國，他們也熱心地投入爭抗運動。來自維吾爾族、南蒙古、台灣和歐洲各地的人士都參加了討論會，提出對中國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違規做法，像魏京生、多里坤以及香港的霍嘉志、蔡明達這些異議人士都在紅通「榜上有名」，香港的霍嘉志、蔡明達兩人就在場，可以現身說法，直接戳穿中共的犯罪行為。
法廣：應該說，對大眾而言，國際刑警組織的名稱并不陌生，但是對其具體職能和作用的了解卻知之甚少。您能不能給我們簡單地介紹一下國際刑警組織的重要性？
廖天琪：國際刑警組織成立於1923年，已經是個百年組織，總部設在法國里昂。它擁有196個成員國，每個國家有自己的國家中央局，全球設有7個區域局。這個跨全球的警察組織，目的是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主要職能是跨國打擊恐怖主義、網絡犯罪和有組織罪案。其實它的任務包涵甚廣，從毒品販賣、人口販賣、兒童色情到政治腐敗、經濟犯罪、侵犯智慧產權甚至危害人類罪都是重點針對的任務。它向各會員國提供調查資訊、培養專業知識，不過它不是執法機搆。很重要的一點是，這個組織必須保持政治中立，它的憲法第三條規定：「嚴禁本組織進行任何政治、軍事、宗教或種族性質的干預或活動。」
這個組織的曆史顯示，要做到這一條是很難的。比如德國納粹上台後，於1938年占領奧地利，當時國際刑警總部在維也納，組織因而落入納粹的控制中，并且將委員會的總部搬遷到柏林，直至1945年二戰結束，該組織的主席乃至其他重要的位子都被納粹黨衛軍的將軍將領占據着，以此組織的名義，不知犯下多少罪孽。
1946年以後，該組織才恢復正常，將總部移至法國，先在巴黎，1989才轉移到里昂。我們知道國際刑警并不是執法機搆，它也沒有自己的執法人員，如警察或特工。它的運作類似聯合國，只是作為各國執法機搆之間的聯絡者，它擁有龐大的數據庫，可供各國的中心局使用。現代技朮的更新換代，讓國際刑警的數據庫發揮高效率的功能，從人臉識別、指紋鑒定、DNA檢測到旅行證件識別都很全面和精淮。這些資料供各成員國使用，在機場和邊境可以很快識別有犯罪記錄的人。
國際刑警有七色的通緝令：紅、黃、藍、綠、黑、橙、紫。其中紅色是最高級的，各國中心局向總部發送紅通名單後，總部一般都信任并接受，然後就將之散發給其他成員國，對名單上的人進行拘捕，并按相關法律進行引渡。黑色通令的對象是已死的犯案人，黃色是失蹤人員。總之，國際合作主要是資訊的暢通無阻，用以拘捕犯案人員。
法廣：中國與國際刑警組織有着怎樣的關系？它在這一國際組織中發揮着怎樣的作用？
廖天琪：1923年國際刑警成立之初，中華民國就加入了，但是世界經過幾十年的戰爭、政治壁壘的對立，在中國沒有顯出它的特別功能。然而就如1971年聯合國2758決議，讓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台灣退出一樣，1984年同樣的事發生了。那一年中華民國被中共的人民共和國取代，因而出局了。這是國際上又犯下一次曆史性的錯誤。 把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踢出去，迎進來一個專制獨裁的國家，實在太不明智。只是，八十年代，中國百廢待興，自顧不暇，它還沒有在國際間傲慢無禮、作威作福。然而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經濟起飛，國際地位提升，特別是習近平執政以來這十幾年，夜郎自大，狼性大發，在國際間爭奪地位和霸權，不說它對台灣在國際上趕盡殺絕，單看它的「一帶一路」在全世界大包大攬，以債務圈套牢牢綁住一些窮國，他們都成了它招之即來的嘍啰，在世界各地安置的特洛伊木馬，聯合國如此，在國際刑警組織也如此。
2016年中共的國安部副部長孟宏偉竟然被選為國際刑警的主席，等於讓一個黑手黨頭目坐上世界警察局長的寶座，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更為丟臉的是，本來任期應是4年，但兩年之後，老孟回北京娘家述職，居然被習政權鐵鏈一鎖，下入大牢，不久就判刑13年半，他老婆及孩子急忙在法國申請政治庇護，獲准了，得到洋人的保護啦。國際刑警弄丟了它的頭頭，哭笑不得，十分尷尬，要去救人嗎？去救一個獨裁國家里的一個犯案分子，如水中撈月，還是免了吧。孟某不過是中共內部權力斗爭的一枚棋子，用過了就拋棄了，還踩上一腳。這件事是給國際組織的一記響亮的耳光，但挨打了的國際刑警依然繼續低頭搖尾，攀附權貴。
11月在格拉斯哥92屆大會上，依然如我前面提到的，選了一個中國人當亞洲的代表。這種作繭自縛、庸人自擾的行為在國際上是常見的。今後中國還會繼續給國際刑警添麻煩，再出一些丑事幾乎現在就可預料。你看，本次大會還決定2026年他們的大會將在中國舉行，屆時各國代表會受到紅地毯的上賓接待，好吃好喝歌舞昇平，把所有真正的骯髒問題都掃到地毯下。想起來就很噁心。
法廣：作為一家國際機搆，國際刑警組織在執法過程中的公正性應該如何確立？
廖天琪： 這個問題很好。國際刑警有196個成員國。中國還不是最惡劣的。濫用國際刑警的「紅通令」幾乎是那些獨裁國家的「專利」。俄羅斯、中國、土耳其、阿聯酋、伊朗、委內瑞拉、白俄羅斯都愛用這個組織來對付政治對手。中國每次向總部提交的百人名單上，100%是經濟犯，其實這里面的貓膩特多，很多其實是政治迫害。最惡劣的是。中國把紅通名單上繳之後，并不通知名單上的人，有些無辜上榜的人到國外旅行，往往就被當地警察拘留，這完全是違反人權的做法。比如魏京生上了紅通，他并不知道，他前些年到歐洲來開會，總是被所到國機場扣留，多方交涉，好在他是受到美國政府保護的人，才免於被拘捕遣返的厄運。
中國政府還利用紅通全球搜捕維吾爾人，發出成百上千的紅色通緝令，這種手法國際刑警心知肚明，也只是睜眼閉眼，并不熱心支持。其他國家如俄羅斯更是肆無忌憚地用紅通來抓捕異議人士、記者、人權活動家和商人。土耳其的艾多安總統(Erdogan)尤其荒唐，2016年大選， 艾多安指控他在美國的政敵 Fethullah Gülen（最近去世了）在幕後操縱，一怒之下，向國際刑警提交了3000人的紅通令，這根本就是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受到迫害被紅通的人，可以提出上訴，請求撤銷，但是這種程序曠日持久，往往一年半載都如石沉大海，特別是沒有名氣的受害者，更是狀告無門、欲哭無淚。
許多人權組織如Freedom House， 開放對話基金會和歐安組織都提出批評，并要求國際刑警具有透明度，并進行改革。但是有錢能使鬼推磨，那些濫用權力的國家如中國、阿聯酋、卡達爾都是國際大款，捐巨款給組織，用錢堵住那些漏洞。像阿聯酋揮一揮手就是幾十億的捐款，民主國家只能紅着眼咬着牙，硬吞苦果。目下國際刑警的主席就是阿聯酋的軍人Ahmed Naser Al-Raisi，誰也不相信他的手是乾淨、心是純潔的，但是多方抗議都不管用，此君的任期到明年，誰知下屆又會選出什麼樣的人來。
許多國家都建議邀請台灣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會議，執委會一年舉行3次會議，大會每4年一次。但是就如世衛會一樣，都遭到中共和它的嘍羅國的抵制。
總之，這種國際組織是缺乏公正性的，打出維護世界安寧、和平只不過是一塊不能遮醜的遮羞布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