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決不能忽視中共借助「紅色通緝令」鎮壓異己

田牧（德國）

倫敦科斯塔·伊凡傑羅總主教（Archbishop Dr. Abraham Costakis Evangelou MBE）在格拉斯哥國際刑法研討會上的演講，提到世人對國際刑警了解不多，屬「視野盲點信息」，這也點醒了我，我就從這里開始我的發言。

一、「紅色通緝令」在中國是怎麽產生的？

「紅色通緝令」，初聞其名，世人的意識很自然地聯想到公正、莊重、威嚴、震懾等，問題是我們在理解「紅色通緝令」時忽視了客觀事實。我現在明白這就是自己的一個「視野盲點」。已知的信息是：由會員國國家中央局向國際刑警組織秘書處提出紅色通報申請，專家們也解釋了，通常經過相關程序，秘書處便會發布「紅通」，這一過程中被「卡下」、抑或被「停止」執行，微乎其微、難上加難。

一位曾經是體制內的朋友、且自己所聞所見所經歷的事實，揭示了這個問題，他指出：問題出在「會員國國家中央局向國際刑警組織秘書處提出申請」的這一環節。中國的一個縣地級司法機構，就有權力提出「紅色通緝」申請，中國法治極為不健全，可以這麽說，上級官員為了打壓一個人、懲治異議人士、鎮壓香港維吾爾等自由民主人士、甚至於出自私人積怨等原因，領導安排一次約談，陰謀陷害者的一筆賄賂，甚至於是一次宴請密約等，一張「紅色通緝」申請就這樣產生了，上報國家中央局與國際刑警組織秘書處，只是程序而已。

專家指出：在中國、俄羅斯和土耳其，濫用「紅色通緝令」極為普遍。為了懲戒異議人士、政治犯等，他們均以追緝經濟領域刑事犯為名，實施全球跨境緝捕。因此，令世人嚴肅思考另一個嚴峻問題：為什麽中國經濟罪犯特別多？幾乎成千上萬的罪犯逃亡海外，一言以蔽之，這就是中國制度性的嚴重缺陷與惡果，中共始終歧視社會主義價值觀以外的思想、行為與價值，所以中共制度、中共統治才是亂源之首。

二、質詢國際刑警組織：為何拋棄民主台灣？

當倫敦大主教說：「國際刑警組織所承擔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公正崇高目標」時，我即刻想起了台灣，想起了台灣人，國際刑警組織有什麽理由將台灣排除在外？

國際刑警組織有196個成員國，均設有國家中央局。說幾個數據作為比較與鑒別：全球國家按人口數排名，台灣排在第57位，倘若按照2023年GDP排名，台灣排在23位。或者以歐盟27國為例，超過台灣人口數的國家，只有德國、法國、意大利、西班牙、波蘭 5國。在此數據面前，我們如何理解：「國際刑警組織所承擔人類共同的安全與公正崇高目標」?

所以舉辦這樣的研討會，提出台灣問題、台灣的缺席、台灣被嚴重歧視排除在外很有必要，全世界都為台灣鳴不平。

國際刑警組織不僅體現在「懲罰性」一面，同樣具備維護地區社會安全利益、及財產安全隱患的問題，這同樣涉及到台灣偌大的社會群體與安全，難道台灣人就不屬於人類社會嗎？難道國際刑警組織就沒有公平與人道意識？就沒有一個周詳程序和規則，能將台灣也規劃與重新納入國際刑警組織中？

三、譴責與抵制中共濫用國際刑警權力的鬥爭還將持續

在格拉斯哥我第二次參加了針對國際刑警組織被中共濫用「紅通」司法權的抗議活動。

最早開啟這一國際領域的鬥爭與挑戰，是中國民主運動海外聯席會議主席魏京生。2017年5月他們在法國里昂向國際刑警組織抗議並呼籲對話，卻遭遇了國際刑警組織的置之不理。2017年7月，魏京生組團赴德國維斯巴登國際刑警德國中央局，時任國際刑警秘書長的是德國國際刑警局長尤根•施陶克（Jürgen Stock），我也參加了這次活動。參加示威抗議者有十幾人，我們呼籲國際刑警組織勿做專制政府的幫兇。德國國際刑警組織派出一負責人到活動現場與抗議者談話，魏京生將批評與抗議性的文件遞交給該負責人，委托他轉交尤根•施陶克秘書長。

今次來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匯聚格拉斯哥，來自中國、西藏、新疆、南蒙古、香港和台灣的朋友們共聚一堂，齊心合力反對「國際刑警」組織成為中國政府濫用與鎮壓異己的工具，並在國際刑警組織92屆會議中心前舉行示威抗議活動，正式開啟了這一領域的國際規模鬥爭，這就是進步，就是發展，定將一直持續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