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欄】川普總統重返白宮：歐美關係裂痕加深，歐洲經濟壓力山大

引言

川普（Donald Trump）重返白宮引發了全球關注，尤其是歐洲國家對其「美國優先」政策的再次實行深感不安。在川普的第一次任期內，他對歐盟（EU）採取高壓貿易政策、要求增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費支出、退出氣候協議，這些政策大幅削弱了跨大西洋盟友間的互信。隨著他重掌權力，歐洲對未來幾年的經濟壓力和政策選擇產生了更深的憂慮。本篇將探討川普的政策可能對歐洲匯率、貿易、脫碳政策以及軍事支出造成的衝擊，並分析這些衝擊如何成為歐洲經濟的「新負擔」。

匯率衝擊：歐元大幅貶值

川普勝選後，歐元兌美元匯率迅速下滑，11月6日的匯率自1.0930降至1.0732，當日跌幅達到2%。這顯示出市場對川普政策回歸所引發的歐美經濟關係惡化的擔憂。自2023年以來，歐洲經濟便已面臨高通膨、能源成本上升等問題，而此次匯率波動加劇了其輸入型通膨風險。根據歐洲中央銀行（ECB）的預測，若歐元進一步貶值，進口商品價格可能攀升，2025年歐元區通膨率預計可能會超過3%，高於ECB的目標。

為了應對市場對歐元的壓力，ECB可能需要實施更加寬鬆的貨幣政策，包括進一步降低政策利率。然而，根據2024年10月的數據，ECB已經將主要政策利率降至0.25%，進一步降息的空間有限。在此背景下，歐洲央行或將被迫採取非常規手段，以穩定金融市場，但這也可能讓歐元在全球市場中的地位和穩定性受到挑戰。

貿易保護主義的復甦：歐洲出口壓力陡增

川普政府以「美國優先」的名義，可能重啟貿易保護主義，針對歐洲產品提高關稅，尤其是對汽車、鋼鐵等商品。歐盟對美出口約占其總出口的16%，其中汽車產業依賴美國市場特別明顯。例如，德國汽車製造商如BMW、戴姆勒公司等的對美出口額每年約占其總銷量的20%。若川普對歐洲產品加徵10%至20%的關稅，預計將使德國對美汽車出口損失高達50億美元。高關稅將削弱歐洲在美市場的競爭力，使歐洲出口陷入困境。

此外，歐洲的出口競爭力已經受到能源成本的壓力。根據2024年的數據，歐元區的能源成本比美國高出約30%。能源價格的上升使歐洲製造業成本增加，特別是在原材料和工人工資方面。若川普的保護主義政策再次成為主流，歐洲企業將不得不尋找新市場，但在全球經濟成長放緩的背景下，替代市場成長潛力有限，出口難以回補美國市場損失，進一步壓迫歐洲經濟。

脫碳政策的衝突：氣候目標難以實現

川普政府曾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並大力支持美國的化石燃料行業。若川普的能源政策再次對抗全球脫碳趨勢，這將使歐盟的脫碳進程面臨挑戰。根據歐洲統計局數據，歐盟已計劃在2040年前減少90%的碳排放量，並投入了數十億歐元進行綠色能源轉型。然而，歐盟的脫碳政策面臨諸多挑戰，例如2024年歐盟的工業電價已比美國高出約50%，部分能源密集型行業的運營成本更是居高不下。

若美國在川普治理下放寬環保限制，降低能源成本，歐洲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可能大幅削弱。例如，鋼鐵和化學品產業的生產成本將因為歐盟的脫碳要求而顯著上升，而美國的低成本能源可能吸引這些行業移至美國生產。歐盟若強行實施嚴格的脫碳政策，不僅將導致能源密集型行業的流失，還可能進一步推高歐洲的能源成本。根據預測，若歐美氣候政策分歧擴大，歐盟的工業生產成本可能在2025年上升至全球最高水準。

軍費支出壓力：歐洲財政困境的加劇

川普曾多次批評NATO成員國未能承擔足夠的軍費支出，並要求盟國將軍費開支提高至GDP的2%。根據2024年的統計，歐洲主要國家如德國、義大利和西班牙的軍費支出僅占GDP的1.4%左右，遠低於美國提出的標準。若川普繼續施壓，歐洲國家可能需要額外投入數十億美元以達到這一標準。例如，德國若將軍費支出提高至2%，將增加約200億歐元的預算需求，而這筆開支相當於其國內基礎建設投資的1.5倍。

此軍費壓力對歐盟財政帶來嚴峻挑戰。自疫情爆發以來，歐洲已經承受了龐大的財政赤字，2024年歐盟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率達到92%，處於歷史高位。若增加軍費支出，各國政府將不得不削減其他公共服務支出或提高稅收，以平衡財政。這不僅可能引發國內民眾對財政政策的不滿，也將影響歐盟整體的經濟成長前景。此外，若歐洲各國選擇不增加軍費支出，NATO的內部合作可能進一步受損，影響其集體防禦的能力。

結語

川普重返白宮可能將歐美關係推向新的緊張局勢，歐洲經濟將面臨匯率貶值、貿易壁壘、脫碳政策挑戰和軍費壓力等多重困難。在貿易方面，高關稅政策將削弱歐洲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在氣候行動上，歐美的分歧將使歐洲的綠色轉型遭遇瓶頸；在軍事支出上，各國財政將被迫在公共服務與防衛開支之間艱難取捨。隨著美國政策走向的改變，歐洲國家必須在內外政策上做出深思熟慮的調整。

未來幾年，歐洲若無法有效應對這些壓力，將面臨經濟放緩、內部矛盾激化的風險。要穩定經濟成長，歐盟需要在面對美國保護主義和脫碳政策困境的同時，進行更靈活的外交政策和財政安排，來應對跨大西洋盟友的不可預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