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雨亭（台灣師範大學歷史系博士）
戎撫天是台灣資深媒體人，曾任《中國時報》總主筆，現任《旺報》社長兼總主筆。他在娘胎時就隨父母逃難，自東北撫順逃離內戰，隨國軍遷徙抵台。戎撫天比較台灣、阿根廷和菲律賓的經濟發展歷程，認為民營企業與中小企業的作用十分重要，並為深化改革的社會基礎，可為大陸發展參照。
我在二零二四年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時至五時，訪談旺報社長兼總主筆、中國時報前總主筆戎撫天，地點在台北溫州街上的欒樹下咖啡館。一九四八年底，國軍在東北潰敗，戎撫天還在媽媽肚子裡的時候就開始逃難，戎爸、戎媽從撫順一路徒步走出關外，經過河北、山東，穿過蘇北徐蚌會戰（淮海戰役）戰場，過長江，抵上海，全程直線距離達一千八百公里。一九四九年四月間，剛滿月的戎撫天和爸媽搭軍艦在海上飄蕩近月抵達基隆。一九六四年一月下旬，裝甲兵副司令趙志華在湖口欲舉兵「清君側」，失敗被捕，戎撫天父親當時在裝甲師政戰部任職，受牽連退役。戎撫天在這樣的環境裡成長，養成他自律、容忍、堅毅而不衝撞的個性。今年他在媒體界服務滿四十九年，經歷與見證了台灣媒體過去半世紀以來的風華與跌宕。他在長期工作中歷練出的座右銘「存在才有力量」，可為兩岸三地媒體人在複雜艱困的政經環境中生存與發展的參照。馬英九執政時，曾安排戎撫天任監察委員，戎撫天考慮後婉拒，堅持他做為媒體人的志業。以下是訪談重點。
楊：您是什麼時候出生的？
戎：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二月在上海出生，還未滿月，就和父母搭中字號登陸艦來台，我媽說當時幾百個人擠在船艙裡，清水不足，許多人的皮膚都爛了，包括我這個剛滿月的小嬰兒，幾乎沒能活下來。我小時候，台灣起初還沒有眷村，我們住在一個日本人留下的大院子裡，每家分一塊，我們家旁住的有湖南人、四川人、廣東人、廣西人等，各種口音都有，共用一個廁所和水龍頭，大家到那邊燒飯洗衣服、早上起來刷牙洗臉，好像是一個大家庭。之後在桃園搬了幾次家，最後配到大湳陸光四村。
楊：令尊老家哪裡？
戎：河南涉縣，太行山下。後來我陪父親回老家，才發現大陸家族自稱是河北人，原來共和國把涉縣劃入河北了。回台灣以後，我們開了家庭會議，決定咱們還是河南入。
楊：哈！真是時代變遷，滄海桑田。令堂呢？
戎：我母親原本在黑龍江，後來遷到撫順。母親從小和姥姥上教會，來台後，一九五六年間，遇見來自湖南的天主教義大利籍藍主教，就帶領子女領洗。母親有語言天分，學會了台語，藍主教請母親襄助傳福，母親幫藍主教的「湖南國語」翻成國語、台語。我們家六名子女都受到好的教育，謹記父母教誨，一生堂堂正正。現在我們戎家在台三代有二十七人，在動盪的時代下開枝散葉。
楊：您中學讀什麼學校？
戎：恆毅初中，天主教學校，我母親原來寄望我當神父。
楊：她將長子獻給上帝，符合聖經道理。
戎：我在恆毅的時候，好些老師是神父、修士、修女，我喜歡讀聖經，但是我沒有意願當神父，母親也沒有勉強我，我一生受聖經的教導與外籍傳道人的奉獻精神影響很深。
楊：大學與工作呢？
戎：一九六八年考上文化學院（今文化大學）新聞系，一九七四年退伍後，在文化學院讀民族研究所，一九七五年進入中華日報擔任校對，一九七六年研究所畢業，考進了聯合報，跑政治新聞。明年我在媒體界服務滿五十年了。
楊：真是漫長的歲月。七零年代台灣發生了很多事，您可以說一說嗎？
戎：我進入報社工作的時候，台灣經濟起飛，媒體閉著眼睛發大財，在政治方面，中產階級興起，開始挑戰國民黨的威權，這兩件事同時在進行。中壢事件時，大家還不太敢公開談，到美麗島事件，國民黨仍然想封鎖，但是已經無法完全控制了，我們晚上在報社寫稿，大家就公開地談美麗島事件。
楊：美麗島事件，您怎麼看？
戎：美麗島案公開大審，把大家原先的看法都改變了，那場審判非常關鍵，國民黨在國內外的形象鬆動，必須走向民主化，之後不久就開放戒嚴、解除黨禁、報禁。而真正對蔣經國產生影響的是劉宜良案（江南），江南案後，我開始接觸黨外的觀點，那時候我認識到，真相絕不是執政黨一家的說法。這些事情過去了，我們現在應該關切的是習近平的處境，和當年的蔣經國是可以對比的。
楊：怎麼說？兩岸的環境很不相同吧！
戎：人類社會隨著經濟條件而改變，有一個理論，叫「中等收入陷阱」，是全世界都認同的。世界銀行每年會公布當年世界主要國家的人均GDP，並取得中等收入（或稱中等所得）數值。許多例子說明，當一個國家的人均GDP持續跨不過中等收入門檻的時候，發展就上不去，如果跨過了這條線，就可以繼續往上走。
楊：在這樣的情況下，政治會變得更開明或開放嗎？
戎：要倒過來看，政治上不能放寬，經濟上就永遠不能突破。中南美洲很多國家就是這樣，阿根廷在一九三零年代的人均GDP就到了世界中等收入水平，那是電影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的年代，由於極少數超級大地主壟斷財富、總統的政策錯誤，使得阿根廷長期停留在中等收入中出不來。
楊：菲律賓似乎也有這樣的情形？
戎：一九五零年代菲律賓的經濟比台灣好得多，現在的情況卻落後太遠。台灣、韓國順利地跨過了這個陷阱，跨過的時間點都差不多，都推動了經濟自由化和政治的改革。所以這中間是有邏輯、因果關係的。也就是說，你先自由化，經濟才跨得過去。這是我長期觀察的觀點。
楊：這非常值得重視！
戎：我觀察大陸，一直在看習近平如何處理所面臨的難題。現在大陸人均GDP一萬三千五百美元，正好是跨出中等收入、進入高所得國家的關鍵點，和蔣經國總統第一任期（一九七八至八四年）時台灣的處境類似。當時跨入高等所得的界線在五千美元，台灣一九八零年人均GDP二千三百美元，一九八九年達七千美元，成功跨過陷阱。原因在於一九八零代初期蔣經國知道經濟不自由化是走不下去了，所以他開放國營企業，扶持民營企業，雖然國營企業的開放並不順利，民營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就蓬勃地發展了。後來進行金融自由化，接下來就是政治的自由化。大陸現在的經濟發展到了一個瓶頸，地方債和房地產的問題還沒有辦法完全地處理，他們用了很大規模的QE（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寬鬆）政策。
楊：貨幣寬鬆。
戎：類似二零零八年美國政府面臨華爾街金融風暴時的政策，容許困難中的金融機構與企業以資產來借貸現金。上禮拜大陸又宣布了大規模的財政寬鬆，讓錢流到市場上去，股票漲起來，紓解了民間壓力。習近平並不主張過度的福利政策，現在也開始發消費券，補助中低收入，鼓勵民間消費。四十年前台灣就在講，經濟不好，其中一個原因是民間儲蓄高，不敢花錢，因為社會福利不好，大家需要儲蓄養老。現在大陸儲蓄率非常高，可是缺乏信心消費，企業也不敢投資。所以政府用財政政策鼓勵大家花錢，逐步建立基本面的福利政策，優化企業的經營生態，減低用人成本，增加就業率。救經濟需要有三箭，第一箭是金融，央行要放錢出來；第二箭是財政政策，讓錢在社會上流動；第三箭是要有結構性的改革。
楊：哪些方面的改革？
戎：過去賺錢容易，薪資、土地成本低，可是現在土地、資金都不便宜，過去用一塊錢賺一塊錢不難，現在就很難了。所以效率要提高，經濟要創新，生產價值要夠高。西方企業的思維是民營企業效率比較高，可是現在大陸全國的資源百分之八十放在國營企業，民營企業只分到百分之二十，而國營企業創造的價值比民營企業低，於是整體資源所創造出的價值相對西方就低得多。
楊：資源有效配置的問題。
戎：現在習近平面臨的問題就是讓錢如何創造出足夠的價值，GDP才能夠繼續成長，否則發展就會停下來。
楊：過去毛澤東時代的思想是國營企業就代表了社會主義，這不只是經濟問題，還是政治問題，文革後鄧小平改變了這個思維，但是共產黨本身的基本性質不容易大幅度地脫離國營企業的比重，加上美國實施的封鎖，現在的問題比文革後更複雜。
戎：確實不容易，但是想要改變美國的對華政策，不如首先改革自己的生產結構，在基本的內需市場上，創造出足夠的價值。我不認為中共執政一定要走西方模式，應該找到適合中國自身環境的發展型態。中國自然資源不足，經濟發展需要依靠外銷是不爭的事實，因此搞好和西方的關係仍然是必要的。
楊：您看兩岸關係應該怎麼辦？
戎：我過去長期擔任中國時報總主筆，近年來負責旺報，經常往來大陸，與不少陸方官方、輿論界與知識分子熟識，文革後，中共不搞階級鬥爭，放棄人民公社，中國社會在經濟發展以後，許多方面和台灣的差異比許多人想像的小。講到政治與言論方面，我認為和蔣經國執政中期有類似的狀況。因此，我們對大陸的認知需要有一點同理心和耐心，改善兩岸關係不只是口號上的呼籲，具體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建立是更基本的。
楊：與戎撫天的談話令人鼓舞，他從兩岸發展的過程中，看到了異同中的情境與方向。同時，台灣內部也亟需逐步建立起族群之間的信任，如此兩岸三地能以感情與理念連結起來，減少內耗，結合資源，共同創造繁榮昌盛的未來。戎撫天有他的願景，也有他的角色，他希望藉著媒體的功能，溝通與改善兩岸關係，讓台灣了解大陸，也讓大陸了解台灣，這對於中華民族下一階段的發展極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