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記得是在1970年前後，我在海安县新南公社新立小學（原為“南莫公社揚舍小學”後又改為含初中班的“揚舍學校”）讀書期間，學校教育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請苦大仇深的老貧農老工人做憶苦思甜報告。
鄉下沒有資本家，我們主要是聽老貧農的憶苦報告。從小學6年級到讀初一，有三個人的憶苦報告我聽得最多。一個是周奶奶，還有曹長如老爹和大隊貧協主席郭寶旺。
周奶奶是三隊的接生婆，我們不知道她的的名字。那年頭，很多農村老年婦女是沒有名字的，我的奶奶夏黃氏，外婆張邰氏都活到80多歲。夏、張是丈夫的姓。黃、邰是父親的姓。活了大半個世紀，她們並沒有自己的名字。周奶奶的丈夫姓周，她姓什麼，叫什麼，我們一概不知。當然，那時重要的不是一個人叫什麼，而是這個人有沒有一肚子苦水，有沒有對舊社會、對地主富農等剝削階級的刻骨仇恨。如果有，就是給我們做“憶苦思甜”報告的不二人選。
周奶奶要來“憶苦思甜”了，學校提前做了安排。我們的語文課、數學課停了，全校的師生都早早地集中在學校西側的土操場上。在周奶奶登臺做報告之前，老師讓我們反復唱兩首歌，激發我們悲憤憂傷的情緒。這兩首歌因為唱過不下幾百遍，我至今還記得。一首歌是： “ 天上佈滿星，/月牙兒亮晶晶， /生產隊裡開大會，/訴苦把冤申，/ 萬惡的舊社會，/窮人的血淚恨，/ 千頭萬緒、千頭萬緒湧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淚，掛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長工，/累得他吐血漿，/ 瘦得皮包骨，/病得臉發黃，/ 地主逼債、地主逼債/好像那活閻王， /可憐我的爹爹，把命喪。/ 不忘那一年，北風刺骨涼， 地主闖進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幫，/ 說我們欠他的債，/又說欠他的糧，/ 強盜狠心，強盜狠心/搶走了我的娘, 可憐我這孤兒，漂流四方……還有一首《想起往日苦》：“想起往日苦哎,/兩眼淚汪汪哎,/家破那個人亡哪好淒涼,/哎咳喲哎，哎咳,/窮人哪好心傷哪哎咳喲。/不怨我的爹哎，/不怨我的娘哎，/只恨那個地主呀黑心腸，哎咳喲哎,/哎咳把我哪剝削光哪哎咳喲……”唱著唱著，我們仿佛都死了父母，成了孤兒，“饑寒那個交迫啊倒路旁,/哎咳喲……哎咳,/只好去逃荒”（歌詞）。
悲傷氣氛有了，周奶奶的報告也開講了。周奶奶總是從解放前家裡窮說起，然後講‘張八房’（本地有弟兄關係的8戶張姓小地主）有吃有喝，農忙時雇工剝削，公公給地主打工，吃的是豬狗食，幹的是牛馬活。共產黨領導窮人鬧翻身，窮人分了“張八房”的土地、房子，最頑固的張家老二張正慶被打死了。這些地主逃走後，組成了“還鄉團”，妄想奪回土地、房子。一天，“還鄉團”闖進我家，沒找到大人，看到我的兒子睡在伢兒窩裡，就拎著我兒子的兩隻腳，丟進了屋後的河裡，我可憐的兒子啊……講到這裡，周奶奶哭出了聲，講不下去了。我心裡也酸酸的，女同學中，有人在低低的抽泣。主持“憶苦思甜”活動的老師這時舉拳呼起了口號；“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剝削有罪，罪該萬死！”“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群情激昂，口號聲一浪接著一浪。
憶苦思甜的高潮是吃“憶苦飯”。遺憾的是，揚舍小學雖增加了初中班，稱之為“戴帽子”， 並改名“新立學校”，但學校廚房只有兩口不算大的鐵鍋，不具備煮“憶苦飯”的條件。我們只能回生產隊，跟“貧下中農“一起同吃“憶苦飯”。“憶苦思甜”之後還有一個任務，就是每人寫一篇作文，與訴苦的人比童年，談新社會的甜，算是這活動的“尾聲”。
周奶奶憶苦，就像祥林嫂講阿毛的故事，第一次有人陪著流淚。講的次數多了，大家就不愛聽了。當時，“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大隊支書很快又安排了新的憶苦人選：腿有殘疾的單身漢曹長如，討飯時被狗咬過的郭寶旺。曹老爹憶苦沒有給我們多少深刻印象，幾十年後只記得他年輕時太窮，加上殘疾，討不到老婆。一個人半饑半飽過日子，房子是葵花棒綁紮成人字形，蓋幾捆草。家中除了破衣爛衫，就一口鐵鍋。有一年他搬了6次家，支鐵鍋的幾十塊小磚，磚角都磨圓。曹老爹訴苦會搬用新句子。大隊支書經常講：階級敵人像過了季節的洋蔥，別看它根枯了，葉爛了。其實心沒死，看到革命群眾，他們恨得個要死，怕得個要命。曹老爹訴苦，聲音有時會高起來：“你們曉得還鄉團嗎？看到他們，我真是恨得個要死，怕得個要命。”曹老爹用詞用錯了物件，引起一些人偷笑。老師卻訓斥我們：“有些同學，注意自己的階級感情！階級立場！”
第一次聽郭主席憶苦，我就覺得情節有些熟悉，有同學說，雷鋒要飯，也被地主的狗咬了。我這才明白，幸福的人生各有不同，不幸的人生卻常常相似。貧協主席是大隊支委，對我們學校有一定管轄權。郭主席常說：親不親，階級分。舊社會把窮人當棵草，毛主席把窮人當個寶。我們要永遠忠於毛主席，直到全球一片紅。
也許是受“憶苦思甜”和“親不親，階級分”的影響。在我們班，郭主席的兒子受到大家的尊敬，當了班幹。另一位姓陸同學家庭成分是地主，很多男同學都欺負他。甚至有人趁他不注意，把垃圾灌進他的書包。沒有參加鬥地主，捉弄一下地主的子女，讓一些同學也感到很開心。
我家是中農，不是“黑五類”，也不屬“自來紅”，而是屬於“灰色成分”。我自己覺得不具備捉弄地主、富農子女的資格。不過，多次聽“憶苦思甜”報告，我的認識有了提高，例如“翻身不忘共產黨，幸福全靠毛主席”。“我們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泡在蜜水裡，無比幸福的一代。”“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等待著我們去解放”“階級的情誼重於泰山。”“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這些句子我常常用在作文中。在老師的啟發下，我寫了作文《凍僵的毒蛇》，文中把被打倒的地主、資本家比作“凍僵的毒蛇”，引用了 “農戶與蛇”的寓言，提出“對敵人的仁慈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絕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我的這篇作文還引用了不少“樣板戲”的唱詞，例如“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李鐵梅的唱詞）“恨似高山仇似海”（喜兒的唱詞）“多少仇來多少恨，樁樁件件記在心。滿腔仇恨化烈火，來日奮力殺仇人!”（李勇奇的唱詞）。教語文的史老師讚賞此文，向學校推薦，教導主任讓我帶著這篇作文，在好幾個班巡迴朗讀。我後來愛好寫作，大概就是此時埋下了種子吧。——對我來說，這無疑是“憶苦思甜”的副產品。
配合“憶苦思甜”,教材也有一些調整。記得有一篇課文《算盤響》，是學生必須背誦的名篇：“過去地主算盤響，收租逼債來搶糧。貧下中農沒法活，賣兒賣女去逃荒。現在隊裡算盤響，年年豐收有餘糧。貧下中農生活好，送兒送女上學堂。過去現在算盤響，新舊社會不一樣。‘憶苦思甜’不忘本，階級鬥爭記心上。”當時，指導全縣工作的“江蘇省海安縣革命委員會辦事組”編印內部資料的《新海安》（見照片）。特別介紹了角斜公社的經驗。角斜公社培養了三個“憶苦思甜”的典型：“民兵團副政委符永芝同志一家三代在舊社會100多年的長工史。老貧農郭陸英一家三代5個親人遭日偽反動派慘殺的情景。普通民兵王文英一家11口被舊社會逼死的血淚斑斑家史。”（引文見《新海安》1970年第30期《關於“兩憶三查”教育運動的情況彙報》）
《新海安》刊載的《關於“兩憶三查”教育運動的情況彙報》還介紹了角斜公社“兩憶”的成效：“廣大貧下中農通過‘兩憶’，提高了階級覺悟，紛紛揭發了四類分子的變天活動和反動言行。角西大隊揭發了富農分子顧慶余在群眾中散佈的‘我的東西可以分掉，我的命是分不掉的’罪行。紅星大隊貧下中農王群鳳、葉守平在‘兩憶’中揭發了富農分子陳金林在去年平整土地時，惡狠狠地對他的孫媳婦說‘這塊地是我家的，你們要牢記’。紅星大隊革委會針對這個階級鬥爭新動向，組織廣大民兵群眾抓住這個活靶子，掛上黑主子，聯上黑根子，進行狠狠批鬥”。“‘兩憶三查’煥發出來的革命精神，迅速轉化為物質力量……東風大隊在最近一次春雪後，全大隊的所有勞力，發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以臨戰的姿態，用手一把一把的將堆集在蠶豆根旁的春雪捧掉，他們說‘要把春雪當作美帝、蘇修來打，不消滅決不甘休！”（引文出處同上）。
讀了《新海安》，我才知道當年的“憶苦思甜”教育只是“兩憶三查”運動的一個方面。（“兩憶”指憶階級苦、憶民族苦。“三查”指查立場、查鬥志、查工作。“兩憶三查”的重點是憶階級苦。）這個運動是全國性的，西藏翻身農奴巴桑，解放軍戰士陳占武已經成為全國著名的“憶苦思甜”典型。到我就讀的學校“憶苦思甜”的三位不要說跟巴桑、陳占武沒法比，就是跟角斜公社的三位典型比，解放前的苦難程度也有較大差距。
經過“憶苦思甜”教育， 越憶，我們對舊社會、對國民黨政權的仇恨越大；對共產黨、毛主席的感情越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爹親娘親不如毛主席親”，我把共產黨、毛主席視為大救星，嚮往著親身參與“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類”的鬥爭，接受“憶苦思甜”教育就是認識上的一個新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