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醫七十週年，也是創辦人杜聰明博士130周年冥誕。高醫大全球校友總會、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會與台灣醫學史學會在高雄萬豪舉辦 「杜聰明博士日記1926-28」的新書發表會。劉景寬指出本次出版的這三冊日記，記載了臺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於1926-28年留學歐美二年半的旅程，是臺灣人在20世紀初期珍貴的醫學史與留學史。 也是籌設台北帝國大學的準備。 劉景寬推崇杜博士可說是現代熱門的「轉譯醫學」的台灣始祖。 杜博士後來也擔任日本藥理學會的會長，並在臺灣主辦了日本藥理學會。杜博士為臺灣醫師的典範，為紀念其「上醫醫國」之襟懷與貢獻，因此倡議以杜聰明博士的生日（8月25日）訂定「臺灣醫師節」。上網影音與完整內容 詳見杜聰明博士1926-28序文：『臺灣醫學之父的全球視野 』。 ※『臺灣醫學之父的全球視野 』。 杜聰明博士，毫無疑問的是百餘年來臺灣醫界最具有代表性的醫界典範，也是臺灣廣大醫界後進最具可近性的楷模。不在古代、不在遠方，杜博士的身影尚去不遠，以今日醫學生而言，不過兩、三輩以前的師長即是承其衣缽；其足跡更近，遍布臺灣南北、平原山地。他致力於汲取先進文化與科學，來發展臺灣的現代醫學；他具有恢弘的國際視野，更具有深刻的本土意識。回首細數，杜博士不論醫療、研究、教學，均以服務臺灣人民為核心，從不渝志。 節慶，是生命共同體的凝聚力、是國民集體的記憶，反映出一個社會對文化傳承的重視與認同。我們亟需有一個屬於臺灣國家社會的臺灣醫師節，來彰顯這個重要體系的社會貢獻，且得以作為臺灣醫師的理想投射、醫學志業的砥礪、從醫初心的呼喚。近日，我們倡議以杜聰明博士的生日（8月25日）訂定「臺灣醫師節」，表彰杜博士為臺灣醫師的典範，紀念其「上醫醫國」之襟懷與貢獻。讓臺灣醫界有屬於自己的醫師節，有可近性的學習典範；讓步入醫界的莘莘學子，有本土的優質傳承；讓臺灣的節慶，反映臺灣醫界走過的歷史足跡；讓我們不論在臺灣南北，有得以仰望之南十字星。 作為臺灣第一位醫學博士，杜聰明博士當代行止成就備受矚目。本次出版的這三冊日記，記載了臺灣醫學之父杜聰明博士於1926-28年留學歐美二年半的旅程，是臺灣人在20世紀初期珍貴的醫學史與留學史。 1920 年代，日本政府決意提昇並拓展其高等教育體系、規劃增設多所帝國大學，因此預先派出許多青壯年學者遠赴歐美進修考察；每位學者出國兩年左右，回國後強化所屬大專院校或接任帝大的教授。其中為籌設臺北帝國大學（1928年成立），也派出多位在臺灣的學者出國；杜聰明博士做為當時唯一的臺籍教授，也是唯一獲派出國的臺籍醫學學者。日本自明治維新以來，留學政策相當務實而具體，赴外人員往往是該領域的中堅分子，且緊密配合國家發展方向，相對地同時期的中國往往派遣無經歷的青少年學子且缺乏相關政策配套，學子回國後又受論資排輩文化擠壓，往往有志難伸。 杜博士赴歐美留學時已是臺北醫專的正教授，主持藥物學教室數年。兩年4個月的留學期間，除了在賓州大學、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漢堡大學、柏林大學、愛丁堡大學等的研究室從事實驗工作學習， 也遍訪歐美最著名的藥理學學者與研究室，如加州大學、哈佛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多倫多大學、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巴黎大學等等。 本書的醫學譯註很辛苦地查找杜博士拜訪的每位學者的生平，常如挖到寶藏般的發掘這些當代大師的豐富學經歷，乃至傳奇般的人生。例如，杜博士在柏林大學夏里特醫院師從的Erdmann教授，曾為耶魯大學首位女性講師，其專長細胞與組織培養在當時屬於尖端科技，卻因一戰美國反德導致去職、監禁與遣返，遂返德國於該醫院創立了德國第一個實驗細胞學系，後又於1933遭納粹指控袒護猶太人而去職、拘禁。譯註者們以簡要的文字方便讀者快速掌握，並提供深入研究的線索。 杜博士留學時正逢20世紀初藥理學蓬勃發展的時期，學界不斷發現許多藥物的臨床用途。當時藥物合成未臻成熟，多數藥物仍是從自然動、植、礦物中提煉、萃取所得，但已能透過科學分析瞭解其作用機制，且已建立許多成功的動物模型。故而杜博士返國後能提升其藥物（理）學教室，達到「實驗治療學」的層次，包括延續在美國學習的以番木瓜鹼治療痢疾、自1928年起的鴉片成癮戒斷治療等。就此角度而言，杜博士也可說是現代熱門的「轉譯醫學」的台灣始祖。 杜博士不僅努力學習醫學與藥理學專業，也於途中不斷加強英、德、法文，使他的學習順利、深入。他英文程度流利到野口英世教授認為可以帶他到教職員餐廳用餐。這些最尖端的研究室的參訪，開擴了杜博士的視野，並將先進的藥理學知識與技術帶回臺灣，提升了臺灣藥理學研究的水準，與日本甚至國際學界能並駕齊驅。他與大師們的交流建立的人際脈絡，也使杜博士日後能夠擔任日本藥理學會的會長，並在臺灣主辦了日本藥理學會。杜博士也很有好奇心，他在留學的日子，經常到各國的名勝古蹟、著名設施參觀，尤其是去參觀各大博物館，努力汲取醫學與藥理學專業以外的西方文明精華。 在留學的兩年半，杜博士也常常寫家書回家，除了與妻女的抒情，也對一些特殊的經歷做更仔細的描述，與文辭精簡的日記交相參照，可豐富其背景脈絡與杜博士的內心感想。例如，杜博士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於美國藥理學之父Abel教授研究室學習時，曾寫道：「教授Abel老師是一位在德國受教育的69歲老爺爺，副教授Geiling先生是南非英國人，其他還有俄羅斯人1名、法國人1名、英國蘇格蘭人1名、新墨西哥州來的人1名，如此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匯集於此。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醫學院是全美最頂尖的醫學院。」非常有趣的真實呈現該校的情形，而這也是該校至今的全球關照傳統。而且，從他的歐美留學旅行過程可以觀察到各國頂尖學術殿堂研究教學單位都是如此，願意培育全球人才。杜博士在德國柏林大學藥理學研究所所長Thoms教授研究室時提到：「院長（Thoms）是非常和藹可親的60歲老爺爺，曾經來過日本，聽說也和森島老師認識。」森島庫太教授是杜博士在京都大學的指導教授，這些學者間的跨國留學與訪問建立的人脈，往往是研究和學習上重要的資源以及合作基礎。 這三本日記記載了杜博士的留學心路歷程，讓我們透過這位百年前頂尖的臺灣學者的眼睛，真實觀覽當時歐美學界與社會文化之風貌，也讓我們一窺在未有客運飛機與網路的年代，國際學術交流是如何進行的。同時我們也見證了日本在維新時代激起的「年輕化」日本的新生動力，如何持續由青壯年領導，發揮積極的學習精神。臺灣有幸能有杜聰明博士也具備這種精神，並將它吸收之後再帶回臺灣，影響了後進學者。 對當代臺灣而言，杜博士的留學經歷，不只堪為現階段醫學研究中堅階層與青年學子之楷模，更足以啟發高等教育主事者，效法20世紀初的日本做為東亞後進國家，如何以成功的留學政策，培養科學與文化研究人才，從而快速跟上世界一流水準。 高雄醫學大學 前校長/ 國立中山大學 講座教授 觀察者影音新聞網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YaPvQvDro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