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與我15》逃到天涯海角也被追殺

鄭自才在回憶錄《刺蔣》書中說：

根據紐約州州法，謀殺罪最高刑期二十五年，非法持有武器最高刑期七年。我和黃文雄與律師研商之後，萌生逃亡計畫，決定不出庭接受判決，律師以平靜的語氣說：「這是你們的選擇， 我尊重你們的決定。」於是我們開始分頭逃亡。

鄭自才說， 黃文雄曾表示，他會等確定鄭自才安全離境後，他才會出境。不過，他們決定逃亡後就各自進行，彼此並沒有聯絡。

黃文雄說，他的逃亡計畫（也包括先前的刺蔣計畫）事先都和他的國際夥伴們討論過，實際逃亡時也大多是經由國際夥伴們的協助，黃文雄是搭長途客運車，經由美加邊境進入加拿大的。

鄭自才是在1971年6月25日，以王文宏的護照從紐約出境，第一站先到瑞士蘇黎士，感覺不妥，並探知唯一可能接受他的政治庇護申請的國家是瑞典，因而於7月14日搭機到瑞典。

在美國法庭方面，原本預定7月6日宣判，因為兩人沒有出庭，改為7月8日；兩人又沒出庭，再延到7月27日宣判。

鄭自才到斯德哥爾摩後，先住在YMCA，三天後的7月17日，和接待彭明敏教授同一人的諾貝爾獎委員會主任委員Dr. Gustav Bernhard 派人去接他，到彭教授也住過的同一間房子暫住。

說起來，鄭自才得以順利進入瑞典，相當程度要歸功於1970年年初，彭明敏教授在特務24小時監視下，成功逃出台灣，並轉往瑞典，當時負責安排彭明敏入境，並提供住宿的，就是擔任諾貝爾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 Dr. Gustav Bernhard，他提供自己的住家讓彭教授暫時棲身。

一年後的1971年，鄭自才逃離美國後第一站到瑞士，發現在瑞士很難取得政治庇護，立刻透過同志向彭教授詢得一些資訊後，循相同管道來到瑞典，Dr. Bernhard 同樣熱情接待。

鄭自才是7月中旬到瑞典，這段時間是北國瑞典難得的夏季時光，不但學校放暑假，很多瑞典公務機關也都跟著放暑假，找人不易。Dr. Bernhard先帶鄭自才到他們在鄉下的渡假別墅，到8月下旬才回到斯德哥爾摩，住在Lidingö彭教授住過的同一間房間，包括申請瑞典的政治庇護案件，也因為Dr. Bernhard 的社會地位，短短兩個月的超快速度就搞定。

Dr. Bernhard 則是因為他的音樂家夫人是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成員，因而特別同情各國異議人士的處境。

「瑞典政府早在半世紀前就很重視國際人權問題，接受了很多政治難民，當時的國際特赦組織非常活躍，無論是人權、宗教、種族……各種問題所引致的案件，他們都會關心，政府也很歡迎這類的移民申請，因為這也算是相當程度幫助瑞典的人口成長以及勞動力的增加。」鄭自才說。

那間藏匿了兩位政治前輩的處所，是Dr. Bernhard的建築師父親自己設計建造的，地點位在Lidingö一處寧靜優雅的住宅區，據Dr. Bernhard的兒子Pontus說，原本的房子是蓋在一片森林中，只是現在早已看不到森林，後來因為房屋基地太大，他們把整片房地規劃成為兩區，另外興建住宅，原來的大宅院已經分割成為兩個區塊，分屬兩個不同主人，又因維護不易，而由Bernhard家族於2003年售出，其中彭明敏和鄭自才住過的房子，在門口的門牌號上寫著：Embassy of Vietnam Residence，也就是產權為越南大使館所有。

Pontus也因為父母認識很多來自世界各國人士，加上他從小就對國際政治有興趣，鄭自才住他家時他還在讀大學，目睹鄭自才被引渡的過程，他的畢業論文題目就是《Utlämningen av Tzu-tsai Cheng（鄭自才的引渡）》。這本論文成為第一本以瑞典文寫的台灣事件。

有關鄭自才政治庇護案件的申請，在暑假期間的7月24日，Bernhard太太 Gullan 先打電話給Lidingö 警察局備案，並於暑假過後的8月25日，由Bernhard 親自陪鄭自才到警察局外事組辦理，隔天上午申請文件即由外事組送往瑞典移民局。

8月27日，律師和警察都告訴鄭自才，若有需要經濟上的補助，可到社會福利局申請，鄭自才申請後果然獲得每星期119 krone（克朗，即每天17 krone）的補助，雖然鄭自才還沒有工作證，但他可從事諸如整理花園、割草坪及看小孩等家務工作，而且他每星期若賺不到119克朗時，社會局會補貼他所賺不到的差額。

9月6日，鄭自才開始上政府舉辦的瑞典語文學習課程。
10月22日，政治庇護及居留的申請被批准，政府發給鄭自才一本外國人護照#54946，以及旅行證件#1676。

短短不到三個月，這件轟動國際的刺蔣案政治庇護案件就獲得批准，鄭自才說，主要得力於Bernhard夫婦的大力幫忙，也讓人見識了諾貝爾獎委員會主任委員的社會影響力，以及瑞典政府的行政效率。

11月20日，黃晴美帶著日青及日傑，搭機從紐約起飛，12：15抵達斯德哥爾摩機場。全家隨即在Lidingö 租了一間公寓居住。
9天後的11月29日，黃晴美開始上瑞典文課。
1972年4月12日，他們的女兒鄭日青開始上瑞典的小學校。
12天後的424事件兩週年紀念日當天，鄭自才參加社會局舉辦的職業再訓練課程。

一切看起來都很順利，全家終於在北國瑞典團聚，鄭自才也在獲得政治庇護後，開始公開活動。

想不到這順利安穩的日子只維持兩個月。

1972年6月21日，美國駐瑞典大使寫信給瑞典外交部，要求引渡黃文雄及鄭自才（他們以為黃文雄也在瑞典）。
6月27日，瑞典外交部將引渡案件交給司法部，當日司法部將案件交給國家檢察官，檢察官下令警察逮捕黃文雄及鄭自才。
6月30日，星期五，鄭自才下午下課後和兩名子女在家裡，突然來了一群警察，其中一名警察拿錢給日青，叫她帶弟弟去雜貨店買冰淇淋吃。

小孩被支開後，警察開始逐房搜索，連衣櫥都打開仔細找，因為他們奉命找鄭自才和黃文雄兩人，結果只找到鄭自才一人，隨即將他帶走。

他們留了一位女警在現場，不久日青帶弟弟哭著回到家，因為她在路上不小心把買冰淇淋的錢弄丟了，她好心疼。沒有想到回到家後，爸爸也不見了，日青哭得更傷心。

46年後的2018年元月，他們的父親鄭自才選擇在蔣經國逝世紀念日，舉辦《刺蔣鄭自才回憶錄》的新書發表會，同一個月月底，他們的母親黃晴美過世，許多人非常不捨，分別在台灣及美加為黃晴美辦理追思會，老朋友們決定加緊把這段被統治者刻意隱瞞的台灣近代史讓更多年輕世代知道，鄭自才得知後非常支持，特地撥時間自費陪同採訪團隊前往瑞典，重新走過當年抗爭現場，也向一些瑞典友人致謝。

畢竟是相隔46年的往事，為了找尋當年落腳瑞典的第一棟公寓，也是爸爸被警察抓走的事件現場，日青和日傑兩姐弟頗花了一些時間，找到後還為了當年究竟是住在哪一棟，兩人苦思良久才確定是哪一間。

日傑那時還小，完全不記得那些往事，日青還記得自己因為把錢弄丟，哭得很傷心，她哪想得到，回到家後爸爸也不見了，媽媽扛起一切責任養育他們，還要孤獨的在異國對抗龐大的國家力量，展開一連串驚天動地的抗爭。

既然已經獲得政治庇護，為什麼瑞典政府卻又把受庇護者交給美國政府？這就是鄭自才在引渡過程抗爭時，得到瑞典輿論及社運團體支持的原因。

把此事寫成論文的Pontus則說，這個引渡事件絕對是一個政治事件，原因是瑞典政府和美國的同盟關係，以致無法拒絕美方的要求。否則為什麼決定接受政治庇護申請時，已經認定鄭自才的案子（刺蔣案）是政治事件，卻在同意引渡時又說刺蔣案不是政治事件？因為唯有認定不是政治事件，當然就不在政治庇護的範圍，當然就要把鄭自才引渡回美受刑。

想當然，背後就是國民黨政權向美方施壓（當時美國和中華民國還有邦交）。導致鄭自才一家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被追殺。

雖然國際政治的現實是如此，Pontus 說，很可惜鄭自才在引渡過程沒有律師陪同，否則，其實他在哥本哈根及倫敦，都可以申請政治庇護。

他哪裡知道，那個時候台灣人在海外的力量微薄，在歐洲的人數更少，絕大多數時間，刺蔣事件的後續抗爭，只有黃晴美一個人獨力苦撐，也只有她孤獨的承受那來自四面八方的各種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