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俊山
教书几十年，感觉全封闭管理的学校似乎在增多。这让我不禁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我读高中是在海安县红旗中学（原名墩头中学），学校教育模式叫做“开门办学”。
开门办学掀高潮
早在 “大跃进”期间，就有了“开门办学”。1958年11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开门办学大搞协作》（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展览会编）就介绍了“开门办学”的一些做法，例如，华中工学院的《我们在京山县建立了全面协作基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的《 和长江航运管理局、汉口港务局的协作》等，这一时期的“开门办学”主要是高校，并未形成全国性的高潮。
开门办学掀起高潮，是在1966年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发表之后。 1966年5月7日，毛主席写给林彪的信中提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当年，我正在海安县西北的杨舍小学读书，老师教我们唱：“毛主席说的话，好像春雷响天下。战士听了心花开，敌人听见害了怕……”。其他领域的情况我没有多少影响，但“五·七指示”的发表确实如“春雷响天下”，学工、学农、学军，批判资产阶级的“开门办学”很快就掀起了高潮。
杨舍小学是大队小学，不久改名“新立小学”，后来有了初中部，谓之“小学戴帽子”，“戴帽子初中”。“开门办学”受条件所限，主要是学农，请贫下中农上讲台。翻阅保存的旧笔记，翻到当年的摘抄的诗文，其中有一首《贫下中农上讲台》写道：“走上来呀，走上来，贫下中农上讲台。毛主席给咱革命胆，马列宝书怀中揣。上讲台呀，一步迈，疾风卷着雷电来，刀光炮火写春秋，一条血路通讲台。这讲台，斗争台，毒瘴弥漫千万载。毛主席发出进军令，红旗一卷扫阴霾！上讲台呀，好气魄，顶天立地主人在……讲历史呀，看未来，永保江山红万代！”这样的诗句，今天重读，我依然感到热血沸腾，豪情陡增。，几十年前的一幕幕似乎又浮现在眼前。
初中阶段，除了请贫下中农上课，忆苦思甜，学校也请过退伍军人上课，体育课“学军”，主要有扔手榴弹、拼刺刀、索渡。拼刺刀用的是木棍，老师大吼：“突刺！刺！”，我们就把木棍猛然刺向前方，大家同时爆发一声：“杀！”杀得气喘汗流，老师又教我们唱歌：“拼刺刀，看谁刺得好，保卫毛主席，就要练好这一招。谁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要狠给他一刺刀！……” 索渡本来是靠一阵绳子渡河，大概是怕我们掉下河，改为在两棵树间拉起一根粗绳，我们抓住绳的这头，爬到另一头。爬得又快又稳算是“优秀”。
走出去请进来
1972年，初中毕业升学时，大队支书有权决定谁上高中。家庭成分很重要。我的家庭成分是中农，大队支书把我排除在升学的名单之外。
父亲没办法，找夏支书说情，最后的结果是：明年可以上高中。于是我被压了一年，1973年进入海安县红旗中学（原名墩头中学）。当时，各地学校都搞“学工学农学军”， “开门办学”则是“学工学农学军”活动的继续和深化。
1974年9月29日，国务院科教文组与国家财政部联合发出通知，认为“开门办学”是教育革命的新生事物，要以工农兵为师。一时间，全国各大中小学兴起了“开门办学”的热潮。
红旗中学“开门办学”，主要形式是“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即走出校门，下工厂、去农村，参加生产劳动，向工人、农民学习，流行的说法叫“实践出真知，斗争长才干”。
红旗中学所在的墩头乡（后来改为镇）没有公路，工厂很少。我们的“开门办学”主要是“校队挂钩”，我们班去得最多的“挂钩生产队”是卫东六队，生产队长安排我们干过除草、施肥、收割等很多农活。
干农活没有任何报酬，不少同学的脸晒黑了，手也磨出了老茧。老师说，列宁指出：‘星期六义务劳动是共产主义的萌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培养的学生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挑担。只认识X加Y，分不清韭菜和小麦。严重脱离劳动人民，走毛主席的教育路线，学生就必须参加生产劳动。
老师讲的道理，我们不知听了多少遍。记得那时有两条标语是：“学校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的工具。”，我们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既可以让自己“晒黑皮肤炼红心”，又是对“智育第一”“分数挂帅”的有力反击。
我们深信，老师的话肯定正确，怀疑就是犯错。参加生产劳动，歌颂开门办学，一时间成了我们作文的重要内容。我在自己的学习笔记本上，十分认真地记下了老师推荐的诗歌：“开门办学就是好，农村是个大学校。贫下中农做老师，思想觉悟大提高。开门办学就是好，阶级斗争少不了。村史家史好教材，深仇大恨记得牢。”“我到农村来学农，拜个师傅老贫农。师傅教我学理论，师傅教我收管种……”
“开门办学”的“请进来”，就是把工人师傅、贫下中农、退伍军人等请上讲台，给我们上课。
红旗中学的高中部是双规，我在二班。给我们上课的有社办工厂的工人师傅，讲的内容是三视图，墩头医院的医生也给我们讲过课，讲的内容有正确的刷牙方法。他告诉我们，睡前刷牙、牙刷上下拉动，不要左右拉动才科学……这样的授课内容让我们大开眼界，觉得这是学校里学不到的知识。
请先进典型做报告，也属于“请进来”。我保存的资料中，就有一份当年海安县营溪公社倪韩小学革命领导组介绍开门办学经验的文章（见图）。
文章标题《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 校队挂钩合种试验》，该文介绍 “开门办学”，拟了三个小标题：“在斗争中成长”“促进教育革命 推动当地农业试验”“为师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文章最后总结说：“知识是属于最有实践经验的劳动人民，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是学不到的，要向生产者学习，向工人学习，向贫下中农学习。”
开门办学的影响
我出生在农村，从小就干过很多农活儿。除了星期天，我们还有夏忙假、暑假、秋忙假、寒假，四个假期全都下地劳动，我们还需要减少上文化课的时间，再去卫东六队干农活吗？对开门办学，校队挂钩，到生产队学农，刚开始，我觉得没什么意义。
我羡慕的是红卫中学（原名江苏省海安县南莫中学）的学生。学校与社办工厂挂钩，学生有机会去帮工人干活，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将来成为一名工人，该是多么幸福啊！有一首诗是写学工的：“红日照亮了我的胸膛，战歌伴随我走进工厂。工人阶级是我最好的老师，车间工地是我最好的课堂。劳动使我爱听这工厂里的音乐，生活使我爱闻工人身上的油香。灯下领我们学马列啊，白天手把手教我开机床。我学会了制图和操作，啊，旧学校里的学生哪能这个样？开门办学就是好啊，气死一切复辟狂！”
同学张茂生家在新立三队，跟我同一个大队，去南莫路更近，他不知通过什么路子，竟然从红旗中学转学去了红卫中学。我们上高中，学杂费、书本费总共交了8元钱，而转学，那时一分钱都不用再交。我也很想学习张茂生，转学到红卫中学。
转学还没眉目，影响全国的“马振抚公社中学事件”发生了：外语考试，15岁的女生张玉勤在答卷上写下：“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作中国人！”班主任杨天成批评了她，她竟然自杀了。
这是1973年7月发生河南省唐河县的事，不仅波及全国，张玉勤写的顺口溜在传播中也有了多个版本。杨天成也在此后被逮捕判刑。不清楚教我们英语的肖德文老师是否也担心我们“不学ABC”，他让我们读马克思的话：“Foreign language is the weapon of life’s battle？”（外国语是人生斗争的武器）。有一句“最高指示”是：“共产党的哲学是斗争的哲学”，而外国语就是“斗争的武器”，我们能放弃吗？这样的背景下，“开门办学”已经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坚持什么方向的大问题。我对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必要性，再也不敢有丝毫怀疑，转学的念头也打消了。
我开始认识到，生在农村，不爱农业，认为当农民没出息是错误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今后，一定要以农为荣，在农村干一辈子革命。这是无产阶级的办学方向决定的。再看我们的课本，每一册的封面都有 “我们的教育方针”，最后的一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开门办学，说到底就是为了培养好的劳动者。是成为工业战线的劳动者，还是农业战线的劳动者，基本上取决于自己的户口。我的户口在生产队，一切听从安排，我这辈子大概率只能在生产队劳作。日复一日，寒暑不休，风雨无阻。离开学校后，一辈子的活动主要就在生产队的200多亩耕地上，这一眼能看到头的人生，我坚持学农远比比学工适用！
思想有了转变，学农还在继续。我把老师常讲，媒体上常见的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当成了做人的信条。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毛主席提倡的，通常与“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联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毛主席语录。接下来的“开门办学”，不知道是不是红旗中学校长的主意：让我们自带工具，去墩头砖瓦厂提供的场地手工脱砖坯，用砖坯换去砖头为学校砌围墙。脱砖坯时，我奋力挖泥，铁锹把脚踝碰了一道伤口，涂了一下紫药水，“轻伤不下火线”，受到杨鹏生老师的表扬，我的干劲更足了。
中学毕业就参加大忙。烈日高悬，我在农田里挑着沉重的担子。皮晒脱了，肩头被扁担压出了肉疙瘩，日复一日，没有休息，也不叫苦。我想，这离不开“学农”的铺垫。三年后高考制度恢复，我考上大学，成了教师。退休后，我被兴化文正高级中学返聘，我买了一辆电瓶最多的“台铃”电瓶车，来去骑一次车行程100公里，一次下半夜从兴化出发，到家才6点10分。老伴责备我：“你这是何苦呢？”
我在心里说，这是习惯难改啊。想起当年 “学农”，叫苦是可耻的。哪像今天的年轻人，未就业，就“啃老”。
“开门办学”，无疑影响了我们对文化知识的学习，但其他方面又好像有所收获。我忘不了 “开门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