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文】令人永遠感念的賴永祥教授

賴永祥教授（1922年9月21日〜2024年6月7日）

會認識賴永祥教授，是在1985年的某一天，那時我在嘉義西門教會牧會，突然接到一封從美國寄來的信，信封上署名「賴永祥」，信的內容是問及一位與嘉義西門教會有關係的信徒之資料，他說正在整理這會友的家族歷史，但我並不認識這位信徒。因此，開小會時我問小會長老們是否有誰認識「賴永祥這個人」？大家都表示不認識。而他想問的這會友資料，可能也已經很早就離開嘉義西門教會了，當時只有謝叔民長老表示認識這會友，但他並沒有多說什麼。只是有幾位長老說既然牧師不認識「賴永祥」這個人，就不要理他。兩天後，謝叔民長老寫了個簡單資料給我，說我可以將這些資料回信給賴永祥教授，謝長老特別說明就他的瞭解，賴永祥教授應該是一位專研台灣教會歷史的學者。於是，我就依照謝叔民長老的建議，將他給我的資料寄去美國給賴永祥教授，我同時在信中提起想要認識他，因此問他現在是在從事什麼工作？

信寄出後兩個禮拜，我就接到他的回信，除了自我介紹說他正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擔任副館長，也在整理台灣「教會歷史人物檔案」，並將他整理好的幾位信徒檔案附在信中給我。就這樣，我們兩人開始書信來往，他每次來信時都會附上一篇他剛完成的台灣教會人物檔案資料給我看，內容總是讓我驚訝萬分，讓我確信他真的是一位歷史學者，是咱台灣教會史的專家。後來更發現，原來台大圖書館學系就是他創系的，而且他也發明了圖書分類編號，後來他將這專利捐給中央圖書館。

1987年4月，總會總幹事高俊明牧師和當時擔任「教會公報社」理事長的張俊雄立委聯袂到嘉義西門向小會請求，希望能讓我去「教會公報社」負責編輯公報的工作。就這樣，一年後的1987年年底，我寫信給賴永祥教授，希望他能在教會公報開闢「台灣教會歷史」專欄，字數大約就在500至600字之間。沒多久，我就接到他的回信，表示「好」。然後又說該專欄就取名為「教會史話」。他並告訴我，等我收到四篇文稿之後才開始刊登。因為他都是用航空寄信，怕有時郵件會延誤，導致公報有「開天窗」的疑慮，他要保持只要教會公報有出刊，每期都有「教會史話」專欄可讀。就這樣連續寫啊寫，直到我在1993年6月離開「教會公報社」編務工作時，他也沒有因此停止，還是繼續寫，直到他發現自己身體和眼睛已經不再適合之時才停筆，這樣共計寫了674篇。在我於「教會公報社」服務期間，將他所寫的專欄彙整出版過三本《台灣教會史話集》。

在他寫專欄「教會史話」過程中，也有不少被寫到的家族後裔，看到了紛紛寫信到「教會公報社」來給我，表示要更正賴教授所寫的一些名字或地名，也有的來信希望我轉達，為的是要表達誠摯的謝意，原來他們是從賴教授提供的史料才知道自己祖先的故事。但賴教授在我第二次去探訪他時，他跟我說當他寫高長牧師原本在中國福建就有結婚，後來在台灣信耶穌之後，回福建去跟原配辦離婚，才回到台灣再婚。他說這篇文章刊登出來後，不少高家的後裔非常不高興，甚至罵他亂寫。他說這是事實的事怎麼可能亂寫。我聽了笑笑說：「我已經習慣被罵了。」然後他把寫有關我的「史話」也給我看。

1991年，我第一次受邀去美國巡迴訪問台灣人教會，那次我與鄭仰恩牧師以及正在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就讀博士班的陳柏壽牧師等三人，由陳牧師開他的車一起去波士頓訪問賴永祥教授，受到賴教授夫婦非常熱烈的招待。

1992年，我再次和鄭仰恩牧師去時，他特地邀請正在哈佛作研究的日本醫師「伊藤邦幸」博士到他的家與我和仰恩牧師認識。伊藤邦幸博士的夫人就是台南惠生醫院院長「黃履熬醫師」的女兒「黃聰美醫師」。賴永祥教授會特地安排我們認識伊藤邦幸乃是他看到《教會公報》刊登了一篇日本獨立運動本部寫感念黃聰美醫師的文章，但賴教授並沒有事先讓我們知道會邀請伊藤邦幸博士來，我們是到了賴教授的家才知道，讓我感到相當驚奇。也因為有賴永祥教授這樣特地的安排，我才在鄭仰恩牧師協助翻譯下，在《教會公報》用整版篇幅記下採訪他夫婦如何支持台灣人獨立運動的報導，留下他夫妻兩人傾全力投入心血資助在日本台灣人獨立運動的概括敘述。我一直記得伊藤邦幸博士說：「所有的獨立運動都是從個人內心真誠的決斷開始，不是求黨派的利益，而是必須重視正義。除了上帝以外，不能畏懼任何存在。除了罪以外，不推辭對任何弱勢者的關愛。有更多這樣的人時，真正的獨立、自主才有可能達成。」還好，有那次的相聚，採訪後不久，就在1992年12月4日那天，伊藤邦幸博士因為腦中風入院，不久就辭世了。為此，我在2004年7月4日寫了一篇文章刊登在《自由時報》上，介紹黃聰美和她先生伊藤邦幸博士畢生支持台灣獨立運動的故事，來紀念伊藤邦幸博士，和他們對台灣的愛。

後來，我又有兩次受邀去波士頓台灣基督教會暑假靈修會演講。第一次是2009年去主持靈修會時，賴教授夫婦特地出席參加聽我演講，讓我深受感動。賴教授利用空檔期間帶我去他的家參觀他的資料室，簡直就像一間圖書館一樣。他告訴我，他很想要回到台灣，也希望將他收藏的所有的史料都捐出來。我聽了相當感動，回來後，我馬上寫信給當時擔任台南神學院院長的吳富雅牧師，說明賴教授的心願，也提議她聘請賴永祥教授回來神學院擔任特約教授，開台灣教會歷史課，並指導台灣教會歷史的研究生。但非常可惜的是很快就被吳富雅牧師回絕了，理由很簡單，當年賴教授的年齡已經超過80歲了。

第二次（2011年？），再次受邀去波士頓基督教會培靈會演講時，賴教授約我在一家餐廳見面用餐。之後特地帶我去他服務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參觀，說明該圖書館典藏的圖書，然後又帶我去參訪哈佛大學禮拜堂附近的總圖書館。他帶我走進總圖書館，然後搭乘電梯下到地下五樓，這樣逐樓介紹直到二樓。然後他告訴我說：哈佛建校之初，董事會就很清楚立下規章：禮拜堂附近二百公尺內，任何學校建築物的屋頂不能超過禮拜堂屋頂上的十字架。他說就是因為這緣故，圖書館才會往地下蓋下去。這深深地影響了我對後來牧養台北東門教會建造教育館時的看法，就是教育館最高也不能超過禮拜堂屋頂上的十字架。

有一年，中研院台灣史研所邀請賴教授回來演講，也是那年，他回來捐出自己發明的圖書編列序號的專利給中央圖書館。那次他特地邀請我也去中研院參加他的演講，讓我深受感動。他雖然很早就去美國，但心中一直繫念著故鄉台灣，很想回來故鄉繼續研究、教書的事雖然沒有如心所願，但晚年的他，還是將所收藏的圖書史料都贈送回來咱總會的史料館，這點是很值得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