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四與我12》 能協助他是我一生的光榮──訪范政雄林秀美夫婦

在風景優美的花蓮鯉魚潭畔，范政雄和林秀美夫婦緩緩的回想、悠閒的聊過去種種。

會選在鯉魚潭，是細心的林秀美說，潭畔的景觀設施是鄭自才設計的，選在424事件主角設計的景觀，回顧和事件有關的種種，讓人倍增親切與溫馨。

什麼樣的機緣，讓范政雄和424事件扯上關係，且讓我們從他的生平談起。

范政雄，1939年出生於花蓮富里，因為戰爭躲空襲遲了一年上學，小學時搬到花蓮市，在明義國小及花蓮中學順利畢業後，由於從小就想當律師，以第一志願考上台大法律系。

和他同班的有前民進黨主席林義雄、早期和林義雄合開律師事務所的張政雄，以及在海外的張維嘉、邱勝宗等，都對台灣人事務相當熱心。

那個時代還沒有國會全面改選這回事，立法委員、監察委員及國民大會代表都是隨蔣介石到台灣後，一做就做到死的「萬年國會」，而且只要是立法委員或是軍法官就可擔任（或轉任）執業律師。

「因為受限於省籍分配的限制（早期高普考及律師等專門職業人員特考，是依國民政府來台時的中國各省人口數，比例分配錄取名額，例如新疆省因為來台人口數很少，幾乎人人有官做，台灣人的比例被稀釋後，能考取的比例極少），我們那時每年大約有七百多名台灣人應考，名額只有十幾個，要考一張律師執照，比大學聯考還要困難。」范政雄說。

「林義雄考了兩年，第二年（1966年）就以第一名的好成績考上；姚嘉文也在同年考上；張政雄也無法在第一次就考上。台大畢業生都那麼難考，其他學校畢 業的可想而知， 但是只要是『籍貫優良』的外省人，錄取率就高多了。

另外，對於台灣人是這樣難考的窄門，後門卻開得很大，只要當過立委或是什麼軍法官退役的，不必考就有律師執照。這種現象存在各行各業，例如退伍軍醫，也不知道他的軍醫資格是怎麼來的，可能只是被拉伕的衛生兵，只是幫忙量體溫或打針，退伍後可以取得醫師執照，那才更是草菅人命！」

范政雄畢業退伍後一方面在中學教書，並準備考試，也參加了兩次律師考試，第三年（1967年）他找到了日本勸業銀行的工作，薪水不錯，剛好他一個已經考取法官的同學告訴他，以他的個性，看到司法界的種種亂象，他會氣死，勸他既然找到好工作，律師這條路就不如放棄。

三年後，他決定出國，於1970年4月7日抵達加拿大，同一個月就發生刺蔣事件。

「我剛到時在一家台灣人開的雜貨店打工，就在那裡聽到蔣經國被台灣人槍擊的事，不久，一位名叫吳繁憲的多倫多大學化工博士來店裡募款，那時我剛到加拿大都還沒安頓好，也沒錢可捐，但是看到很多人雖然窮，還是熱心募款捐款，很讓人感動，我後來知道吳繁憲是台獨聯盟盟員，我們也變成好朋友。」

范政雄沒有和多數留學生一樣，繼續攻讀碩博士，他直接跳入職場，做的是台灣留學生比較陌生的保險業，成為北美洲第一個賣保險的台灣人，他喜歡保險業是因為它是一個相當自律卻又自由的行業，直到現在他還在執業，這個行業讓他們一家生活無虞，也成為他一輩子的事業。

范政雄還記得，1971年他兒子才4個月大，台獨聯盟加拿大本部主席林哲夫就到他家找他入盟，「我就在我住的公寓客廳的電燈下，向林哲夫宣誓加入成為台獨聯盟盟員。」范政雄說。

他後來也擔任過多倫多台灣同鄉會會長、加拿大台灣同鄉會會長、客家會會長。同鄉會舉辦大型活動時，必不可缺的活動是烤全豬（隱喻殺國民黨外來集團之意）。

1990年，長期擔任黃文雄對外聯絡「單一窗口」的張維邦，到日本京都立命館大學教書，因為期間相當長，張維邦不得已，打電話給范政雄，說要把一個很重要的人交給他，范政雄是在餐廳見到面時，才知道這位「很重要的人」就是黃文雄。

「第一次見面在哪一家餐廳已經忘記了，但是，看到他們以後，我真的很感謝維邦這麼信任我，把這麼重要的人交給我。」范政雄說。

那時，守口如瓶的張維邦，連對自己的太太陳淑燕都還沒有提過黃文雄的任何事。范政雄也一樣，在張維邦交棒給他後，林秀美也完全不知道這件事。

「可能因為長期潛入地下，黃文雄行事非常小心，警覺性很高，頭一次見面他就要我想一套萬一兩人見面時他被捕了，我要怎麼給檢警的說辭，兩人說法要一致，包括我們是怎麼認識、兩人的交情如何……等。而且每次見面都要複習，沒問題後才進入其他的話題。」范政雄說。

他們每次見面，都是約在餐廳，有時他去蒙特婁，有時黃文雄去多倫多，雖然車程大約要六小時，基於安全考量，每次都是當天來回，范政雄每次都會和田台仁一起（田台仁是化名，他的父親是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鄭兒玉牧師，可惜上次赴北美洲訪問時，田台仁正好回台灣，我們回台時他又回加拿大去了，因而錯失了訪問他的機會），每次都是三人一起，談的話題主要是台灣政情有關的事，其他的除非黃文雄自己說，他們也不會多問。

「這種情況大概持續了十年，這十年間只有一次黃文雄找我幫忙，因為他弟弟黃富雄匯錢給他，需要兌換成加幣。他也是要我想好一套說辭，我說萬一有人問起，我就說我的保險客戶要我代買基金之用，他再三確認沒有破綻後才放心交給我辦。」

「即便在這種長期緊張高壓的狀態下，他很常去圖書館，看了很多書，不得了，他什麼書都看，還看得下那麼多書，真不簡單──他的女朋友也一直不斷，大概這也是紓壓的方法之一。」（2018年我們到蒙特婁時，原本約好要去訪問黃文雄一位前女友，可惜不知什麼原因，他一再表示反對我和前女友見面，導致原本約好的行程被迫取消，但也只能尊重。）

很多老朋友基於對黃文雄的尊敬，卻又關心，有些話不好直接問他，2018年某天，大家在台灣相聚，趁黃文雄短暫外出時，有人慫恿范政雄問問黃文雄，到底這麼多年來，黃文雄和女朋友有沒有自己的骨肉？

范政雄鼓起勇氣，看黃文雄進來後，拐彎抹角的問他：「你在外面有沒有人叫你爸爸的？」

「有。」黃文雄很大方的說。現場氣氛頓時緊張起來。
「我女朋友有兩個小孩，一男一女，都叫我爸爸。」黃文雄說完，大家才鬆懈下來。

范政雄敢問他這些有關女朋友的事，是因為逃亡期間大家見面時，他和田台仁都不會主動問起424事件有關的事，只有談到女朋友的事大家比較輕鬆，黃文雄也會據實以告。

「他是一個非常浪漫溫柔的人，這麼溫柔的人卻義無反顧的去拿槍，可見他是下了很大的決心，也作了很大的犧牲，我們對他這樣的付出，只能說非常尊敬，我以能和他有這一段友情為榮。」

台灣人也以有范政雄、張維邦、王秋森…這麼多位默默在背後支撐刺蔣英雄的人為榮，那是令人敬佩的革命情感與台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