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於上世紀70年代有一則天大的謊言，是說：「美國尼克森總統訪問中國，是因為阿姆斯壯登陸月球時，中國萬里長城是地球上唯一被看到的人工建築，促使尼克森訪中。」那時候我是鄉下的年輕人，又受到國民黨黨國洗腦教育長大，在孺慕中國五千年輝煌歷史、文化博大精深的同時，不但深信不疑而且還印證中國文化的偉大。後來事實證明在月球根本看不到地球任何建築，這個謊言也充分說明中國人善於說謊、搞認知作戰。長城既是中華民族的象徵，又是炎黃子孫的驕傲，充滿文化優越感而產生文化偏見。
中國人創造了中國文化，中國文化反噬又形塑、制約著中國人特殊的民族性格。數千年來文化思考圍繞在「人格道德」探究與預設，歸結忠孝節義、禮義廉恥之修養足以參贊天地之化育；《老子·道德經18章》：「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巧妙的預設一道防線，為亂世孝慈、忠臣激勵著知識份子良知。這種德性論的提出建構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嚴密社會倫理關係的宰制，為帝王的專制極權撒下一道嚴密的網絡；中國歷代王朝就是在不斷防止「造反」的君臣猜忌中，控制著人民的思想不能有所逾越。德性論扭曲了人民奉承、阿諛乖張的民族性，並淪為社會人群關係充滿虛偽、謊話、陰狠狡詐的民族性格。
維持這種嚴密社會倫理關係，歷代皇帝大興「文字獄」控制百姓思想。公元前213年秦始皇焚書坑儒，至漢武帝啟用董仲舒「獨尊儒術」，開啟一言堂儒家思想宰制天下的局面，較大規模的文字獄甚至可以牽連千、萬人受害，清人龔自珍詩：「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只為稻粱謀。」知識份子噤若寒蟬的「文化現象」早已不存在批判文化的哲學思考，而扮演這一角色的工具正是儒家學者自己本身。儒家知識份子為帝王伸張至高無上的王權聲威，並獲得帝王寵信升官發財，形成「水幫魚、魚幫水」相輔相成互蒙其利的共犯結構。
置之現代，中國共產黨對報章及電視、人民言論全面掌控，已經不是什麼秘密。習近平登上帝位視察《人民日報》、新華社及中央電視台三大官媒總部，要求要記者對黨要絶對效忠，「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均要緊跟黨的領導。這種言論的監控在中國古已有之，於今為烈。五千年歷史面對現代文明並沒有絲毫改變，文化的「博大精深」卻是歷史文化累積的渣滓。
1919年民國初年發生「五四」運動。一般學界對此運動，都以「改變中國的那一天」加以神聖化？認為五四運動是中國知識界和青年學生批判傳統文化，號召以民主和科學之路與探索新文化運動的開始。但從結果論來看，這只是一場義和團式的民族主義、愛國主義的崛起。因為，之後的依然產生成荒謬的國共兩大獨裁政黨，愛國主義的核心成為國共兩黨操弄、愚民、洗腦的意識形態；毛蔣兩人將中華文化的精粹發揮到淋漓盡致？事實上，國共內戰與歷代王朝「逐鹿中原」的戲碼並無二致，成者為王敗者為寇，若是說，最後中國人選擇極權的中國共產黨，也是潛藏在中華文化的民族「集體潛意識」，是帝王政治文化的企盼與延伸。
1988年由中國中央電視台製作的六集電視紀錄片《河殤》，有人認為是繼承1910年代新文化運動的脈絡，對諸多中國文化符號辨析和評判，同時表達了對海洋文明的嚮往。《河殤》或許代表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文化有太多傳統包袱的批判，然從隔年1989「六四天安門」悲慘事件作收，從這裡觀察，就可以破解中國文化核心本質問題，不言自明。民族文化已經失去自我批判的力道。
中國文化綿延五千年雄踞東亞獨霸一方，也因為它不具有文化自我批判的機制，又沒有滅亡它的天敵。導致這種劣質的文化，在西方文明累進提升人權、民主、自由的浪潮時，奴隸社會的中國卻「異變」為共產極權主義的形式存在，真是古今呼應。
因此，中國問題是中國文化的問題，天朝觀的中國文化中心主義是亙古以來「民族自我中心偏見」的結構問題，驅使現代共產中國在世界到處侵略稱霸。若不去了解中國文化所形成未開化野蠻民族性的根源，世界民主自由開放的國家將面臨野蠻民族入侵而解體的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