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鶴同
一年一度又清明。清明時節，我油然想起了我親愛的父親。
父親於2012年12月16日與世長辭，離開我們快12年了。
父親活到了94歲的高齡。然而，我和父親生活在一起的時光，前後算起來也只有十年光景。
我出生於 1943年初秋。小時，我在江蘇老家鄉下跟隨祖父、祖母生活，父親到上海的舅舅船上謀生，我就在鄉下跟隨叔父讀書，一直到小學畢業才到上海讀初中，和父母生活在一起。
父親在船上幹活，很少回來。有時傍晚回來，第二天天不亮就走了。父親回來，免不了帶些滷味回來，夏天有時會抱回來一只大西瓜。西瓜在冷水缸裏浸上一會，再切開，照例會給前後門的鄰居送上一塊。聽著切開西瓜清脆悅耳的聲音，看著那鮮紅鮮紅、晶瑩多汁的瓜囊，垂涎欲滴。
父親少言寡語，有一次回來顯得興高采烈的樣子，又帶回來一包滷味，外加一瓶白酒。原來他加了半級工資，是全單位二百多人中唯一的一個加上工資的人。父親身高一米七左右，因兒時私塾讀書，凳子高，桌子矮，老是扒著上課，背也駝了。即是這樣，他也能夠輕鬆地扛著200斤重的麻袋走跳板把糧食送進船艙。有一年夏天，父親睡著了，我看著他的腳底板上密密麻麻的全是沙眼，猛然想起了一幅蘇聯名畫——《伏爾加河上的縴夫》。父親風裏來，雨裏去，拉著牽繩在岸邊艱苦跋涉，為我們全家6口吃盡了苦頭。
1965年8月，我報名支邊新疆。當時父親出差在外面，後來他回家才知道這件事。晚上睡覺時，只聽他對母親說：“你膽真大，這樣大的事情都不和我商量”。過了一會，父親又說：“去那麼遠，以後想看看也看不到。”我知道父親是無比憂傷的，當時我聽了也霎時淚目。
1988年3月，我從新疆調回到江蘇老家工作，直到2003年8月退休。2000年 3月，母親於83歲那年仙逝。我退休後提議和父親一起生活，好對他有個照應，但被父親婉拒。後來，父親到了耄耋之年的2008年8月，年屆90高齡，才同意我和他住在一起。
剛去時，每天父親都要去菜場買菜。他拄著拐杖，在前面不慌不忙地慢慢地走著，也不讓我攙扶。他總是到熟悉的攤位買菜，人家都認識他，笑臉相迎。父親說，一次他買雞蛋，一共40.10元。那個攤主連一毛錢都捨不得舍去，父親說這家人家太小氣，他以後再不去她家買雞蛋了。父親總是說，量大福大造化大，有人就有錢。但凡家裏來人，父親千叮嚀萬囑咐，一定要多燒幾個菜。他總是說，居家必儉，來客必豐。
父親年輕時沒有電視，及至到老年，眼睛花了，又患有嚴重的白內障，更不能看電視了。於是，聽說書便成了他唯一的嗜好。他最愛聽評書藝術大師單田芳說書。《三國演義》《封神榜》《水滸傳》《西遊記》，他耳熟能詳，百聽不厭。有一段時間，他又迷上了《杜月笙》和《解放戰爭》。每到晚上，父親做在床邊，興致盎然地守著桌子上半導體聽他的評書，我就在台燈下看書或寫作。“各自為政”，互不干擾，悠悠然而溫馨。這讓我油然想起汪曾祺老先生的一句話：多年父子成兄弟。
我愛好文學，也喜歡爬格字，天長日久，居然還出了集子。父親看到我出的書，當然也高興，但並沒有喜形於色，只是淡淡的說，不能立德、立功，能立言能出書總是好事。
上海圖書館是我最心儀的地方。以前在外地工作，回滬深親我總要抽空去那裏“充電”“加油”。一去就是一整天。和父親住在一起，我有時也偶爾去泡上一天。但如果那天我去圖書館，必定會叫妹妹來陪父親，幫他燒燒飯，說說話。
有一天我照例去圖書館，照例叫妹妹來陪伴父親。但那天我回到家晚了，街上已是萬家燈火，家裏也燈火通明，卻空無一人，不見了父親。我急得趕忙奔下樓，大喊大叫，四處尋找。原來是天黑了，妹妹走了，我還沒回來，父親就著急摸到樓下，去找我了。他在社區的一幢樓下，站著，茫然不知所措。我趕緊攙扶著他回家。從此，我告誡自己，再不輕意離開父親。
一天下午，我去附近的銀行繳水電費。父親坐在床邊，我告訴父親，我出去一下，馬上就回來，並叫他坐著不要動。父親點頭應聲道“好”。可是冥冥之中，我來去匆匆僅僅十來分鐘，趕忙回到家，卻讓我大吃一驚：父親直條條地躺在床邊的地上。我連忙彎腰扶他起來，他卻連連說：“疼、疼……”我好不容易把他扶到床邊，又費了好大勁才讓他慢慢地側身躺下。原來他要上衛生間，不慎摔倒。我急忙打電話把妹妹叫來，又打了120救護車。待拉到醫院急症，醫生說，胯骨摔斷了，沒辦法，拉回去吧，活不到3個月……
可我總是不太相信醫生的話。父親本來一切如常，每次吃飯，不管是幹是稀，那只大海碗總要吃大半碗，怎麼可能跌一跤就被宣判了“死期”。但是，自從摔倒以後，父親臥床不起。因胯骨摔斷，劇痛難忍，都不能翻身了。久而久之，生了褥瘡，胃口也小了許多，每頓只能吃幾口粥湯。
過了兩個多月，父親便與世長辭。我潸然淚下，滿是愧疚和自責。生命是脆弱的，作為後輩，一定要善待父母，盡孝要乘早，贍養要盡心，切記：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
清明時節淚紛紛。想起為我們一家老小，辛苦勞碌一生的父親，我不禁感慨萬千，淚流滿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