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露天電影，那是我們這一代人深深地烙印在心底的、永遠揮之不去的記憶了。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滇西北農村精神生活還十分匱乏，辛勤勞作一天的村民在沒有電、更沒有電視的偏僻鄉村，晚上除了圍著火塘談古論今就沒有更為豐富的精神享受了。日復一日地過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單調生活。如果能看上一場露天電影，那就不亞於過一個節日打一臺牙祭了。
記得上小學時，每天放學吃過晚飯後我們都忍不住街上跑一趟瞅瞅球場是否掛上銀幕，要是偶爾看到有人在球場拉銀幕安放映設備，便會激動萬分小跑回家搬凳子占位子，並把放電影的好消息告訴給認識的所有人。
一下子那塊大球場上冒出了很多很多的大人小孩，小孩在球場中間大聲地喊大人，站在板凳上希望大人能看到自己，大人在球場邊呼喊孩子的乳名並往中間擠，整個球場人聲嘈雜一片混亂，臨村和路遠的觀眾占不到好位子就圍站在球場邊觀看。夜色暗下來了，電影開映前，先放幾張幻燈片開個群眾大會已成慣例。那時，我們村支書因為沒有多少文化，經常念錯字，弄得觀眾哄堂大笑，年輕人更是故意吹口哨起哄，弄得支書支支吾吾、張口結舌。他的兒子就站起來醜話連天破口大罵笑話他爹的人，觀眾也笑得更起勁。電影開映了，大家突然就安靜下來，只有換片子時才有找不到自己孩子的大人的叫喚聲和孩子應答聲。有時，圍在邊上的觀眾太遠看不清楚或被人擋住視線的乾脆跑到銀幕後邊去看。我也好奇地在銀幕後面看了一會，但字幕是反的，其他的好象也並不影響什麼。
記得有一次，聽說遠隔8公里的鄰村一戶人家辦喜事自己出錢邀請了電影隊，我便跟隨同村高年級的大同學跑去看。半夜三更才冒雨回到村裏，哪想到家人不知我跑鄰村去看電影，急得在村裏挨家挨戶找我，能找的地方找遍了，一家人只好圍著火塘等我。平時對我極為嚴厲的父親看到落湯雞似的我光著腳丫出現在家人面前時，我本以為挨一頓揍。父親卻眼含熱淚耐心地對我說，無論什麼時候，也無論去哪里，都要告訴家人，今後不准這樣了，你知道全家有多擔心嗎？
那個年代，露天電影給我們帶來了無限的快樂和溫馨，《地道戰》、《地雷戰》、《南征北戰》、《小兵張嘎》、《鐵道遊擊隊》等等都是露天看的。曾記得，看《閃閃的紅星》和朝鮮電影《賣花姑娘》我都是含著淚花看完的，《劉三姐》、《月亮灣的笑聲》、《智取威虎山》、《少林寺》等等電影讓我看得熱血沸騰。
有的時候因為消息不准確，邀約一幫人歡天喜地跑到臨村看電影，當到達後才知道消息是假的，無奈之下拖著沉重的步子返回，即便這樣，仍然絲毫沒有擋住我們看電影的腳步。十裏八村只要放電影，我們幾乎跑掉鞋子光著腳板也要去。
一晃30多年過去，露天電影已經漸行漸遠，漸漸淡出我們的生活，而當年看電影的情景也像電影故事情節一樣，時常在我的腦海裏清晰地浮現，每當這時，我總是怦然心動，懷念那艱苦而且純真的時光。
◆筆 情
我有很多筆。銥金筆、鋼筆、圓珠筆、毛筆、一次性使用的碳素筆等各種粗細不一、長短不同、顏色各異的筆，整整庫存了半個抽屜。
這些筆有的是自己鍾愛而購買的，有的是親朋好友外出培訓學習帶回來後饋贈給我的。前幾年得個先進或優秀或開個會，一張獎狀一支筆、一個本子一支筆也獲得不少。還有不少是我的那些朋友知道我愛筆如命，業餘時間寫點小塊文章，每逢有紀念意義的日子也會送一支筆。於是我便有了很多筆。有些筆珍藏了幾十年，如今完好如新，有些筆多年前便已用壞就是不忍心丟棄，有些筆精緻得忍不住又捨不得使用至今連包裝都嶄新的，雖然他們價錢低廉，有三、五元的，也有上百元的，沒有幾百上千的，但他們在我心裏是有靈性的、有生命的尤物，我的思緒、情感通過它們，淙淙流淌傾瀉在雪白的稿紙上，雖然如今電腦普及，拿筆創作已經是昨日黃花，但是我面對電腦螢幕，頭腦一片空白、呆若木雞，敲不出一個字。我仍然習慣於稿紙上書寫再拿到電腦上一字一字的敲打。我手中使用的不是現在流行的一次性碳素筆，而是20年前在宣傳部門工作時在深圳5元錢購買的一管鋼筆，這支鋼筆流淌出來的文字曾出現在大江南北的一些報刊上，甚至還躋身到香港、美國華人報刊。工作累了，閒暇下來，我就不由自主地拿出那些筆端詳擺弄，有時還引來身邊同事異樣的目光。而我，看著看著，便會陷入沉思。
上世紀的七十年代初，正值讀書無用、造反有理的文化大革命時期，已經十歲的我進入我們村位於西北角的通甸完小讀書，由於受到“不讀ABC,照樣幹革命”的衝擊，學校停課師生參加生產隊勞動是常有的事，每週有一半的時間是生產勞動，只有一半的時間上課，當時的老師講課都誠惶誠恐，照本宣科，在“白專道路”影響下，人人自危，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被拉出去批判鬥爭。在我的印象裏，只有語文、算術課本，其他的就是念報紙，搞批判。要讀書必然要寫字，可是當時的生活極度困難，很多家庭的柴米油鹽都難以為繼，每一學年的五毛錢學費大都東拼西湊，哪有錢買三分錢的作業本和鉛筆，只有家裏有端鐵飯碗或條件相對較好的不多的幾個同學用得上。於是老師就第一堂課在教室給我們上課，下一節課集中在操場上，每個同學分一小塊蹲在地上，把灰抹平，每人手持一截樹枝在地上寫字，老師逐一檢查後再抹平再寫，如此循環往復的練習，聽寫、默寫或做算術題都如此。只有期中期末考試或者測驗才能工整地在作業本上寫。第一次看到老師批改作業時拿著一支紅墨水的鋼筆，讓我羡慕不已，我夢想著自己有朝一日有這樣一支筆。讓我終生難忘是每學年的“六一”節，每年的這個節日我都能得個“優秀少先隊員”，能獎勵到幾本作業本和幾支鉛筆，每到這個節日，我都要興奮好幾天。
1976年只讀了三年小學的我被貧協會（貧下中農管理學校協會）推薦到通甸中學讀書，當時正值“文革”動亂結束之年，整個國家都百廢待興，我們這個遠在天邊的滇西北大山裏的學校也和祖國的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教科書緊缺，語文課以學報紙社論為主。我們的語文老師叫和志楊，是文革前雲大中文系畢業的大學生，學識淵博。幾乎每次語文課，他都要叫我用粉筆在黑板書寫上課的內容，同學們在下面抄寫，下課後我一個人留在教室在作業本上工整地抄寫一遍，我很害怕上語文課，因為我總是要多寫一遍。幾十年過去，我卻從內心裏感激他，要不是這樣的磨練我能學到幾個字嗎？
初中畢業後我考取了蘭坪師範，實現了當老師的理想。在蘭坪師範，我遇到一位不苟言笑，非常嚴厲的老師叫牛維明，是解放前畢業於省城某大學的老教師，治學嚴謹，同學們都很怕他，不知怎麼他又叫我去負責蘭坪一中師範部的宣傳欄，於是每個星期六，他都拿著勾劃好的書籍或草擬的宣傳內容，讓我在宣傳欄一筆一劃地書寫，就這樣，我在師範整整的書寫了兩年宣傳欄。還要我每天下晚自習後到他的宿舍練習毛筆字，練了三天後我總推作業沒有做完，讓他對我失去了信心。最後一學年，師範部撤銷，我們並到怒江師範學習。畢業後我被分配到一個叫新農小學的村小教書，又到鎮中心完小當教導主任，我的生活每天離不開粉筆和批閱作業的鋼筆。在教學第一線4年後我被調到了縣教育局教研室工作，又開始與鋼筆結緣。當時打字機很少，單位有一臺，各科室排隊等候，領導交給我幾桶蠟紙、幾支鋼筆、一塊鋼板，從刻印材料到刻印試卷到後來創辦《蘭坪教育》油印刊物，我在教研室整整刻印了4年的美好時光，幾十年過去，我至今還珍藏著一支領導送我的刻蠟板的鋼筆。
後來，我在廣播站從事新聞記者工作，在宣傳部門做意識形態工作和創辦《蘭坪報》，在修志戰線編纂《蘭坪縣誌》，我每天的工作離不開筆。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深圳市一個琳琅滿目的筆店裏看到金字塔式壘起來的各式各樣的鋼筆，穿過五彩的燈光，我第一次見識了上至幾萬元下至幾元錢的鋼筆，使我大飽眼福。無奈囊中羞澀，我在櫃檯裏選購了一支5元錢的鋼筆，20年來，這支筆依然陪伴著我。
現在的孩子們不但有父母都捨不得用的精美的鋼筆和我們小時候想都不敢想的各式各樣的筆，可有些孩子卻不當回事，不知道珍惜，更不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麼來的。不同年代的人都有打著時代烙印的“成長史”。我慶倖我經歷了童年、青年那段貧困艱苦的歲月，慶倖遇到了那些讓我寫字的老師，為我保存純真、天然的童年底版，讓我時常感到那個年代的純潔和透明，珍惜今天來之不易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