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論死亡一直是人們很忌諱的事，事實上談論死亡是面對生命、面對自己的一種方式。回憶錄的撰寫作家安娜．沃頓（Anna Wharton）、前英國國民保健署（NHS）非臨床組組長、失智症患者溫蒂．蜜雪兒（Wendy Mitchell）於《我們該談談人生的最後一件事》一書中，談論關於死亡、臨終與生命的對話，讓讀者思考自己對善終的真正想法，同時認識並支持他人的選擇。以下為原書摘文：
1963年，精神病學家約翰．辛頓（John Hinton）教授進行了一項調查，研究英國人對死亡的態度。調查發現，病人往往不會被明確告知他們即將死亡；他們甚至常常不被告知自己患有癌症，因為癌症這個詞會讓人產生極大的恐懼。
辛頓教授認為，那些無法接受死亡的人，會遭受更多的身體痛苦。在研究過程中，他在醫院採訪了38位瀕臨死亡的人，但沒有一個人被醫護人員告知他們即將面臨死亡，儘管其中有些人的牧師曾暗示，他們即將死亡。他在《死亡》（Dying）中寫道，接受死亡可以促進「心靈的平靜」。
另外，他還寫道：許多瀕臨死亡的人表現出他們的仁慈，在精神上也許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高尚。他們竭盡所能地顧慮那些自己即將拋下的親人的感受，因為那些人得要承受失去他們的痛苦⋯⋯他們表達自己的愛，方式既明顯又微妙。倘若在靈性和身體層面上得到幫助，大多數穩步走向死亡的人很可能會在他們陷入永久失去意識之前，體驗到向命運臣服的平靜。
臨終病人想要知道的3個問題
如果死亡必須發生，漂流到永久的無意識之中聽起來不失為一種好方法。而我們確實無法避開它。在過去幾十年裡，醫療、手術和藥物方面可能取得了各種突破，但對我們所有人來說，死亡仍然是必然的結局。
辛頓教授指出，他的研究揭示了臨終病人想要知道的3個問題是：
- 死亡會拖上很久嗎？
- 身體是否會承受嚴重的痛苦？
- 痛苦是否會得到緩解？
儘管辛頓的研究是在1963年進行，然而這些問題不正也是我們所有人都希望能得到答案的問題？是我們之中許多人最害怕或難以啟齒的問題？如果你無法談論死亡，你又怎麼能開始理解你的問題是什麼？
正如我曾多次談到被診斷出患有失智症以及在被診斷出患有持續惡化疾病後的生活，你不知道自己哪裡不清楚。但是，如果我們能找到一種提出問題的方式，我們也許可以減緩痛苦，而減輕心理上的痛苦，或許也能減輕生理上的痛苦。
希維婭一直是「為明天做打算、為今天而活」的典範。她同時也是我第一個去世的親密朋友。她的離去對我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儘管我們住得並不近，我們之間相隔遙遠，我仍然知道她就在我身邊。天知道大衛在他們空蕩蕩的家裡獨自踱步時是什麼感受，也不知道她的女兒們在沒有摯愛母親的幫助下如何適應。
但作為朋友，我安慰自己，我相信知更鳥是逝者的靈魂。在我的第二本書中，我提到了我在希維婭死後幾天做的一個夢，我夢見一隻知更鳥飛來，停在我的手上，直視著我的眼睛，然後迅速地在我掌心裡拉了一坨屎。
是的，毫無疑問，那是我的希維婭。至少這個夢境令我發笑，當我們所愛的人離開我們時，他們遺留給你的，是這些你知道對方會覺得有趣的共同笑話，或是你們曾彼此珍視的記憶。它們永不褪色，即使肉體消散。
我並不害怕等待我的黑色虛無，我害怕的是越過「失智的臨界點」之後，一切將變得面目全非，我成了連自己都不認識的人。我希望能夠談論這些感受，就像希維婭希望傾訴準備死亡的感受一樣。也許我的需求更加迫切。
有些日子，當我醒來時，迷霧已經模糊了我前方的道路，以致我不知道臨界點在哪裡：我是否就要大跌一跤，還是有比我想像中更多的道路、更多的腳步要走？這是許多患有持續惡化疾病者的感受，剩下的不過是一個「還有多少日子」的問題。
但這種生活方式卻使我更加專注生活。在我被診斷出患有失智症之前，我發現自己原來不夠珍視生命。我們之中許多人也是如此。我們不認為死亡會降臨在自己身上，這真的很荒謬。有些人經常想到死亡，想像自己遭公車輾斃，對這些人來說，生活成為一個持續不斷的擔憂。
而另一方面，有些人只是簡單地過日子，接受生命拋給他們的一切：他們只是活著。我也許就是這樣的人，直到生命中發生重大事故，例如一場疾病，你才會停下來思考：「在生活中，我是否已經做了我想做的一切？還有什麼是我必須去做的事？」
如果我們懂得去欣賞每一天的枝微末節，如果我們能夠更有智慧⋯⋯我一直不明白為什麼人們覺得談論死亡很病態——對我來說，我總覺得談論死亡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也許這就是為什麼我現在可以對死亡侃侃而談。
（本文摘自／我們該談談人生的最後一件事：善終，是留給準備好的人／商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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