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表達，無意對歷史事件或當時的人物，做是非臧否。作者只是想陳述事實，指出發生228事件及其快速蔓延的關鍵因素，讓讀者對這段歷史有較為清晰的了解，自行做價值方面的評斷。（圖/取自網路）
作者/陳兆熙 （2024年2月撰）
作者寫在前面
1947年發生的 「二二八事件」，是臺灣現代史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影響深遠，無需贅述。事件平息後，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對這件事儘量避而不談，遇到必須面對時，多以事件是謝雪紅等臺籍共產黨的顛覆活動來解説。
到了1970年代，臺灣經濟快速發展，中產階級興起，社會呈現多元，挑戰國民黨的政治勢力也日益壯大。這些勢力，最初被統稱為「黨外」，待政府開放黨禁後，「 黨外」的主流組成了「民主進步黨」，成為當時臺灣最大的在野勢力。這些挑戰國民黨的勢力，鼓勵積極探討「二二八事件」，要求"真相"，他們指稱二戰結束，臺灣回歸中國後的國民黨政府，貪腐、無能、又欺壓百姓，民眾因此起而抗暴。臺灣最高軍政長官陳儀因應此一事件的方式是玩弄「兩面手法」，一面拖延時間，假意安撫鬧事者；一面向中央請兵來臺鎮壓，陳的請求獲得國家最高領導人蔣中正之同意，以致不久後大軍壓境，展開屠殺，估計有兩至三萬之民眾死亡。因此蔣是二二八事件的"元兇"，而陳是執行蔣意志的"劊子手"。
1995年12月在李登輝總統主導下，成立了「財團法人228事件紀念基金會」,，主持有關賠償事件中受難家屬之事宜，並負責紀念與推廣研究此一事件之工作，有關探討二二八的書籍、文章、報導以及訪談節目，也於此一期間大量出爐，與民進黨的主流觀點相應和。
2011年8月2日中華民國總統同時也是國民黨主席的馬英九先生，在黨務會議中公開宣稱：二二八事件是「官逼民反」。
我們研討歷史上的重大事件，有幾項應該注意的原則：
1，採用確實的資料，不宜捕風捉影或人云亦云想當然爾。
2，採用的資料要周全，如果資料無誤，但卻偏頗片面，不能反映全貌，結果會像瞎子摸象，以偏蓋全，仍然得不到真相。
3，要透徹深入，除表面現象外，還要能掌握事情發展之關鍵，知其然同時也知其所以然，如此才能了解歷史的來龍去脈。
4，立場客觀避免受個人情緒、好惡以及政治的影響去探討歷史，這點很難辦到。因為人或多或少會帶上不同程度的有色眼鏡去看事物，但我們應該警
惕自己，力求公正客觀，不讓成見蒙蔽真相，更不可讓自己的研究為政治服務。
我們在閱讀眾多有關二二八的書籍、文章或談話時，應注意內容是否符合這些研討歷史的原則，去蕪存菁。撰寫這篇<實話實說二二八>，也期盼能遵守這些原則，俾使讀者對事件的真相，有正確的了解。
作者本文
1947年2月27日，臺北市的一個緝查販賣走私香菸的行動，引起軒然大波，導致全省動盪。這一事故對此後臺灣的政治、社會等層面， 都產生了巨大影響，至今餘波猶存。這就是所謂的「228事件」。現今臺灣幾乎無人不知此事，每個人對這事件都有他自己的認知，至於認知的內容是否真實？有無偏差？因事情已時過境遷，也就不太在意了。
「官逼民反」？
馬英九先生2006年擔任中國國民黨主席時，公開的說228事件是「官逼民反」。這種說法有許多人附和，但研究此事件的學人張若彤認為:「官逼民反」之説，無法解釋為什麼臺灣的農民與工人沒有參與動亂，也無法解釋為什麼暴民不只是攻擊官署，還要針對性的攻擊外省人(注1) 。
我們再想想，中國大陸在1959至1961年間的所謂"困難時期"，遍地哀鴻，有1500萬至5500萬人非正常死亡(注2)，但也沒有發生大規模官逼民反的動亂，難道臺灣在228之前，人民的生活比大陸的 "困難時期" 還差嗎？「官逼民反」這種"造反有理"的說法，就好像打人的人理直氣壯的説:「因為他使我生氣，所以我打他。」這種說法能否將打人的行為合理化？是有很大疑問的。
導致事件的關鍵
發生228事件的原因，除歸罪於當時政府人員貪腐外，還有多種說法，例如：通貨膨脹民生瘠苦的經濟原因，或說是因為共產黨的煽動顛覆，也有說是由於政府官員間的派系鬥爭等，不一而足。這些現象在當時的臺灣可能都存在，但必然也存在於二戰後日本歸還中國的其它地區。
（圖/取自網路）
1945年二戰結束前，幾乎三分之一的中國土地都被日本佔領；範圍及於21個省與5個直轄市.戰爭結束，中國設立了包括臺灣在內的15個受降區，由日本手中取回失地。這些地區回歸中國後也經驗了官員貪腐、通貨膨脹、民生困苦以及共產黨顛覆等情事，以致有"五子登科"等貶抑詞彙出現，並被廣泛流傳，其嚴重性，可能更勝於臺灣，但在那些地區，並未發生類似228的動亂。由此可知，臺灣發生228，必另有其它因素。本文旨在陳述當時臺灣境內的特殊情況，指出228事件之發生及急速漫延的關鍵所在，文章不問所言是否政治正確，只求實話實說，與讀者分享。
「外來政權」
中國被日本佔領的地區，除臺灣外，最早始於東北地區，被佔領了14年，其他地方都不到8年，但臺灣歸還中國時，已被日本統治了51年，在此之前，無人料到有朝一日臺灣還會重回中國懷抱。那時，51歲以下的臺灣同胞，都出生在日本統治時期，凡60歲以下者，對中國之了解，多相當有限。他們之中，如果有人在國籍認同上，視自己為日本人，乃自然之事。
1941年底，太平洋戰爭爆發，次年日本政府在臺灣首次招募"陸軍特別志願兵"。當時臺灣適役男子估計約兩百萬人，而報名參加志願兵者達42萬5千9百21人。最後四百取一，只錄取了1千零20名。1943年日本再次在臺灣召募志願兵1千零30名，報名者更多達60萬1千1百47人(註3)。由此亦反映出當時臺灣青年，已普遍視日本為"祖國"，甚至不惜生命要為天皇而戰。
自1937年至1945年，臺灣有超過20萬名青年曾在日本軍中服役(包括正式日籍軍人以及在軍隊中從事勞務的「軍屬」，其中有3萬多人陣亡)(註4)。這些青年， 在國家認同上，很自然的會傾向日本，而非祖先居住的中國。
中國收復臺灣後，臺灣恢復成為中國的一個行省，有鑒於臺灣被日本佔領了51年，許多情況與其他省份不同，所以中央政府設置了一個職權近似日治時期「總督府」的「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下文簡稱「長官公署」或「公署」) ， 為臺灣的最高行政機構，其首長為「行政長官」。當時由大陸來到臺灣的軍公人員，無論在語言、生活習慣以及生長背景上，多與臺省同胞不同，對許多臺省民眾來說，這個毫無淵源由中國派來的公署，的確是李登輝先生所稱的"外來政權"。他們對公署及其相關機構的人與事，既欠了解，也沒感情，自難產生認同感與效忠心。
更有甚者，自1931年918事變後，中日兩國處於對立的戰爭狀態，人民接受的是相互仇視的離間教育。如果有些臺灣同胞，尤其是年輕人，因受生長環境的影響，有仇中意識，亦不難理解。反之，由大陸來臺灣的軍公人員，尤其是初來的一批水準較低的士兵們，對語言及生活習慣有相當差異又曾經是敵國國民的臺灣同胞，有歧視態度，可能也很普遍。
「外來政權」的統治手段
一個外來的政權，想要順利治理當地人民，通常最便捷的三種手段是：威懾、利誘與鎮壓。在統治之初，向當地人民展示政府之強大力量，發揮威懾作用，使民眾畏懼順從。在此同時，統治者往往也會對地方上的重要人士進行籠絡、爭取合作與支持，希望其他人跟進。當外來政權遇到民眾反抗時，則會用武力鎮壓，迅速平亂，避免擴大。證諸歷史，無論中外，外來政權用這種手段統治，屢見不鮮，日本佔領臺灣之初，亦不例外。
公署的態度
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成立，中央任命陳儀為行政長官並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俾集軍政權於一體。他於1945年10月24日抵臺履任。
陳儀為臺灣省行政長官並兼任臺灣省警備總司令。（圖/取自網路）
陳儀1883年生，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日本陸軍大學，熟知日本事務，曾任福建省主席。中華民國前駐聯合國大使蔣廷黻在擔任行政院政務處長時，曾視察全國各重要省份，他在回憶錄中寫道:「 整個視察旅行中，我們會見的省主席，最有精力的是福建省的陳儀....。他的廉潔和苦幹實在是沒話說。只要是他能替福建做的，不論有多大犧牲，他都傾全力以赴。」(注5)
陳儀生活簡樸，不慣奢華，非分之財，一介不取，兩袖清風。位居政府要職數十年，但從未置產，連一棟私人宅舍都沒有。他到臺灣後不住日治時期總督官邸(現在總統府旁的臺北賓館)，而住在臺灣電力公司的一所宿舍。近鄰常見他的日籍夫人攜菜籃出沒於和平東路菜市場(注6)。當時無論敵友，幾乎無人對他的清廉有所質疑。
「臺灣省長官公署」雖被一些臺灣同胞視為外來政權，但公署並不以外來政權自居，沒有用威懾、利誘及鎮壓手段來治理臺灣。反之，還特別用心避免讓人民有此感覺。
公署的辦公處(即現在之行政院大樓)，全部僅有7名警衛。在正門站崗的只有兩人，且著便服值勤，同時准許人民自由出入，以免予人官府威權的印象。(現在臺灣的總統府或行政院，都是戒備森嚴，受到軍警人員重重護衛，人民自然更不可隨意進出。)
在軍事上，臺灣回歸之初，駐軍約有兩萬人，後因國共內戰，中央需要軍隊，在經陳儀同意後，將駐臺軍隊人數銳減至5千。此舉遭到陳儀的一些親信反對，主要是「擔心臺灣同胞長期受日本教化，恐其仇視祖國，可能結聚作亂，故須駐軍防變(註7) 。但陳儀卻說「我以至誠愛護臺人，臺人絕不會仇我，萬一有意外，我願做吳鳳。」(註8)
多做多"錯"
二戰結束時，臺灣這個寶島，經過日本政府長年獲取物力人力以支援戰爭，加上遭到美國飛機猛烈轟炸，乃致凋敝不堪。其嚴重程度，只需略舉一二，即可測知。高雄港的倉庫有90%受損，全港16座起重機，僅有兩座可用，港內更有16艘沈船。基隆港倉庫全部受損，港周邊沉船共五艘，起重機全部受損(註9)。日月潭第一、第二發電所之變電設備全被炸毀，供電量劇減(註10)。全省農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還不到33%(註11)。
更有甚者，1945年8月15日以前，臺灣銀行的鈔票發行額為14億元，最高面額為百元券；8月15日以後，日本政府將鈔票發行額急增至23億元，同時也出現了千元的面額。日本官吏的薪津，在戰爭結束前，又由日本國內運抵臺灣，一次加發6個月，大量鈔票進入島內，以致戰後的臺灣，不僅經濟蕭條，且通貨膨脹嚴重(註12)。中國的中央政府那時因與共產黨纏鬥方殷，非但無力在經濟方面協助臺灣，反之，還需臺灣支助。
公署的作為
陳儀一心想把這殘破的臺灣建設成一個三民主義的模範省，他抵臺兩個月後寫信告訴女兒：「余固忙甚，自晨六時頃起床，直至夜十一、二時就寢，埋頭於公事之中，蓋深感責任之重， 遂亦自忘其疲勞耳。」(注13)
我們在此舉出一些公署在陳儀領導下辦理的重要事項，以便對這機構的作為有較多瞭解：
1， 與美國合作，將在臺灣的50萬日籍人士(其中30萬為軍人)在三個月內順利遣返日本。
2， 接回流落在大陸和南洋各地的臺籍日本兵176879人。
3， 重整臺灣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體系，恢復大中小學上課，修建全島被美軍炸毀的基礎建設及公營工廠。
4， 於1946年辦理了各鄉鎮市民代表選舉，這是臺灣第一次的普選活動，約有240萬宣誓公民參與投票。選出鄉鎮市(縣轄)民代表後，再由這些代表互選出各縣市參議員，最後由縣市參議員選出30名省參議員，當時參選省參議員的縣市參議員多達1180人。可見在日本統治51年後，臺灣人民參政意願高昂，極盼當家作主。
5， 開放報禁：臺灣光復之初，只有 《臺灣新生報》一家報紙；到1947年初，在這短短一年時間中，全臺正式登記之報紙雜誌已増至36家。
6， 成立「省訓團」「勞動訓練營」「警察訓練所」三個培訓機構，目的在迅速培養大量臺籍青年，使他們有機會服務桑梓，以補政府人手不足之困。
7， 組合企業：臺灣光復後財經無法獲得中央的補助，公署須尋求收支平衡，自給自足，遂將企業依性質分為國營、省營、公私合營與私營四類。凡需要大資本或眾多人力的企業，無法僅憑私人財力辦理者，均由政府出資經營或由公私合營。
8， 設立貿易局，由政府統一辦理對外貿易事宜。
9， 延續日治時代的煙、酒專賣制度。
11， 獨立臺灣金融體系，與大陸脫鉤，發行獨立的貨幣「臺幣」，並禁止大陸「法幣」在臺灣通用。另又拒絕大陸金融機構在臺灣設立分行，使臺灣在金融上自成體系，減低大陸金融混亂對臺灣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
12， 放租公地：臺灣光復初期，農民佔人口50%以上，而其中又約有70%為佃農， 他們向地主租地耕作的平均租率，多為地主55%，佃農只有45%。且租賃契約大多為不定期約，地主退租往往比加租更令佃農痛苦。1947年1月，公署公佈了臺灣省公有土地放租辦法，將公有土地配給有耕種能力的農民耕種，政府收租率一律以正產物全年收獲總量之25%為準，尚不到私人地主收租率的一半，且租期至少5年，佃農獲得保障。(註14)
13， 抑制米價：戰後的臺灣糧食供求，一直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市面上的米價節節上升，自民國34年12月至35年3月，米價漲了約6倍(註15)，長官公署特別設置了一個「糧食調劑委員會」來應對此問題，米價高漲的原因眾多。最主要還是大戶米商囤積走私，政府採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逼囤積及走私者現行，米價漸趨平穩(註16) 。
14， 重視文教：在全省歲出中，約25%都花在教育與文化方面，光復不到兩年，臺灣學齡兒童的就學率，就由日據時代的71%增加到82%以上(註17)。公署又成立了「臺灣省立師範學院」和「臺灣省法政學院(後來改稱「省立中興大學」)以培育中學教師。
15， 撲滅霍亂：1946年4月臺灣發生霍亂，公署採用了包括注射疫苗，封鎖港灣， 船隻消毒，強化檢驗及禁止百噸以下船隻來臺等措施，於半年間，將此傳染病滅跡。總計全省發現了3千8百零9病例，有2千2百10人因病死亡(註18) 。
以上所述，當然只是公署政績的一部分，其他無法一一列舉。這些政績，並非歷經七、八年或三、五年所完成的，而是自1945年10月公署成立至1947年2月228事件發生之短短一年半內所完成的。這顯示公署在陳儀領導下，非但不像有些傳言中的顢頇無能，反而是個效律高、作為多的機構。
（圖/取自網路）
民怨的主因
既然公署政績豐碩，為什麼不能免於民怨而發生了228事件呢？
我們知道，許多政策，在制定時，設想未必周全，要待施行後，利弊才看得真切，才能依其優劣，加以改善，臺灣戰後急待興復，陳儀辦事積極。他説：「政治上要完全有把握後才著手去辦的事，是永遠不會有的，我們只求方向對頭，努力去做， 隨做隨改，就一定能達到目的。」公署有些政策，或許方向對，但細節尚待檢討後才能調整，不幸還沒有機會完善，就發生了228事件。
政府的公共政策，通常都會得失互見，謀求了一些人的福利，往往也會阻礙另一些人的利，.重要的是能以多數民眾的利益為努力目標。當時長官公署實施的企業公營與貿易統治等政策，即著眼於此。陳儀説："臺灣百之七十左右的生產企業，是日治時代的遺產，是六百餘萬臺胞的血汗造成的，今日收回來，也應該為全民所有，成為人民的企業，不能落在少數人的手中。"(注19) 他又説："我們搞統制貿易，有兩個目的，一是要使臺灣的重要進出口物資掌握在政府手中，避免奸商操縱，謀取暴利；二是要把貿易所獲得的盈餘，全部投到經濟建設上來；這樣做，一定會引起商人們反對，但我們不怕，因為我們不是為私，而是為公。我們所追求的不是要肥少數人的腰包，而是要使臺灣人民的食穿用的民生問題逐步獲得解決。"(注20)
政府也有一些政策，是不會立竿見影的，要加以時日，才見功效，還有一些政策，縱有功效，也未必能被一般民眾感受得到。民國36年，臺灣的歲入，公營事業佔總額的42.7%，專賣佔24.3%，稅收僅佔20%(註21)。如無公營事業及專賣，則需大幅增稅，這非飽經戰爭禍害，已經窮困的臺灣人民所能負荷，但一般民眾未必了解其中利害。
1947年在228事件發生前夕，臺北市躉售物價指數較10年前日治時期漲了290倍，自會引起民眾不滿，但是同時期上海的物價指數，更較10年前漲了13936 倍(注22) 。兩者相差甚遠。這就是陳儀堅持臺灣在金融上與大陸切隔，自成體系的原因與成果，但臺灣民眾感覺到的不是臺灣比大陸要好多少，而是臺灣物價高漲生活艱困，心有不滿，也是自然。
綜上所述，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辦事積極，其結果，受惠的人雖廣，但得罪的人也不少；受惠者未必皆能有所感受，得罪的人卻易有肌膚之痛。公署的積極作為，在造福民眾的同時，也容易產生所謂 "多做多錯" 的副作用。
言論自由
陳儀要實踐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所以重視人民有新聞及言論自由。許多報紙，言論激烈，但縱使嚴厲批評政府，甚至對陳儀個人惡意誹謗漫罵，公署都不加干涉。有位上海大公報的駐臺記者，在沒有弄清事情真相前，歪曲報導陳儀走私臺糖15萬噸，社會譁然。「臺灣省警備總司令部」因這位記者造謠生事，將他扣押調查，陳儀知道後，反而下令釋放，不予追究(註23)。
二二八事變後「閩臺監察使」楊亮功在向中央陳報事變檢討中就說：「在日本統治時代，輿論上亦受絕對之統制，光復以後，陳長官在經濟上採取統制政策，在政治上已較為放鬆，在輿論上則採取放任主義。一年以來，行政當局未能注意應付環境，各方面開罪過多，是以全臺十餘家報紙之輿論，幾無日不有批評政府，誹謗政府，甚至不依事實，任情謾罵，惡意醜詆。長官公署以言論自由，均置之不理......，此等攻擊政府之輿論為其(臺胞)從來未所見，初則引為怪事，繼則信為正確，而漸啟輕視政府，不信任政府之心理矣。」(註24)
在陳儀尊重言論自由的保護傘下，媒體反成了譁眾取寵，離間人民與政府的利器。偏頗的報導，甚至惡意的攻擊，影響了民眾的視聽，對政府的觀感不佳，對這「外來政權」更是日益不滿。
完美風暴
長官公署多做多"錯"的積極行為，因放任新聞自由而加深了民眾對它的負面印象。又因有些臺灣同胞視公署為外來政權，對其缺乏信任與忠誠，甚至懷有潛在的敵意，這些臺灣當時的特殊的情況，匯聚成一個完美的風暴 (perfect storm) 。一件稽查販賣走私香菸的星星之火，在風暴圈內，一觸即發，引起了震撼鉅大的228事件。
一件稽查販賣走私香菸的星星之火，引起了震撼鉅大的228事件。 （圖/取自網路）
因應方式分岐
228事件是臺灣光復後的首次動亂，陳儀自然希望能大事化小，這對各方而言，損失都低。另從現實面考量，當時全島駐軍有限，武力鎮壓，恐治絲益棼，得到反效果。陳儀在事件發生的第二天，即同意臺北市一些參議員的建議，由地方仕紳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簡稱「處委會」)並派公署高級官員參加，期盼官民合作，以協商方式，平息事件。陳儀於3月2日亦拍電報向中央請兵一旅來臺。有些人認為陳儀既同意成立處委會，卻又請兵，是在玩弄"兩手策略"。其實，同意成立處委會是希望事件能和平解決，向中央請兵，是未雨綢繆，以防萬一。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地方長官所應有的周全行為，兩者並不矛盾，即如一個國家增強國防，並不表示希望戰爭，不能簡化的稱之為"兩手策略"。
陳儀處理228事件的基調是"主和"，儘可能地避免用「外來政權」慣用的威懾或鎮壓手段來平息動亂。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幕僚在一份向他呈報的 <臺民暴動經過及其原因之分析> 中寫道：「陳長官對此事極端容忍，凡因此案被捕民眾，一律無條件釋放，死者發給恤金，傷者發給醫療費，並絕不追究發生本案之民間負責人。」(注25)
陳儀的這種 "和平路線"，遭到許多情治單位及軍界人士的反對。據駐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事後的自述稱：三月四日當他考慮是否以武力壓制高雄地區的動亂時，「陳(儀)長官正在制止採取軍事行動」，指示他「應循政治方法解決」，命他「限電到即撤兵回營」。彭當晚復電陳儀表示:「事件已非政治途徑可以解決， ...。職不知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是否此正其時也。」表示了他將違令的決心(注26)。
駐臺灣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 3月5日在給首都憲兵司令部轉呈蔣中正的報告中，埋怨陳儀「似尚未深悉事態之嚴重，猶粉飾太平。」情治單位「中統局」局長葉秀峰3月10日呈蔣中正的報告稱：「暴徒武力日強，陳長官似尚在粉飾求全。」(注27)
陳儀在遭受各方壓力下，於3月6日呈報蔣中正，委婉解說他不用武力鎮壓的理由：「此次事情發生後，職之處置甚感困難，就事情本身論，不止違法而已，顯係叛亂行為，嚴加懲治，應無疑義。唯本省兵力，十分單薄，各縣市同時發生暴動，不敷應付。..。如果依法嚴懲，勢必引起極大反響，無法收拾，為顧及特別環境，不得不和平解決。」 (注28)
陳儀的解説並沒獲得蔣的諒解，蔣在3月7日的日記中寫道：「(陳儀)不事先預防，又不實報，及至事態燎原，乃方求援，可嘆！」他在3月8日又寫道： 「臺灣暴力形勢，已擴張至全台各城市，嚴重已極。公俠(陳儀字)未能及時報告，粉飾太平，及禍延燎原，方乃求援，可痛。」蔣在日記中也寫了憲兵司令部及中統局報告中都用的「粉飾」一詞，可見軍情單位的"強硬"主張與陳儀的"和平"路線，在左右全國最高領導人的視聽上，前者顯然佔了上風。
和平解決， 曙光ㄧ現
陳儀原本期盼「處委會」能夠發揮協調功能，讓事件得以和平解決。不幸，處委會成立後，社會各階層不斷有人參加，龍蛇雜處，意見不一，極為混亂，目賭現場情形的記者唐賢龍寫道：開會的地點是中山堂的會議大廳，裡面「擠得黑壓壓地盡是人，甚至於窗檯上和進出的每一道門口旁，都擠了密密層層的人......，只能聽到一陣陣的尖叫聲，一陣陣的鼓掌聲，或者一陣陣的咆哮聲，一陣陣的歡呼聲，其他這什麼都聽不到。」(注29) 政府官員不再出席， 處委會逐漸為「一般御用的士紳[指日治時期]、退伍軍人與一般流氓、地痞浪人和若干無知的青年學生，以及一小部分失業民眾所控制了。」 (注30)
（圖/取自網路）
三月四日，處委會通告全省各縣市參議會自行成立各地處委會分會，接管地方事務，臺灣郵電管理局與公路局亦於3月4日及5日被處委會接管。此時全島陷入無政府狀態，民間政治性團體，如雨後春筍，紛紛成立，例如，
臺灣民主同盟支部：成員約500人，部分為共產黨員。
憂鄉青年團臺北支部：成員一千多人，以留日之臺灣同學為主幹，也有若干在臺的日本人參加。
學生自治同盟：成員3000多人，以大中學校學生為主幹。
南島歸臺者同盟：成員約5萬多人，均是自海南島服役回臺的臺籍日本軍人，聲勢浩大。
興臺同志會：成員數十人，是過去經常在日本經商的商人。
臺灣省警政改革同盟：成員3000餘人，以臺籍警察為主幹。
若櫻敢死隊：成員70多人，多為囚犯浪人。
臺灣省政治改革委員會：成員有100多人，以各縣市議員為主幹( 注31)。
這些自立為"王"的民間政治團體，紛紛成立，也顯示出許多民眾視長官公署為外來政權，對它無認同感與效忠心。這與不久前臺灣青年爭相報名入伍日本軍隊，保衛天皇的行為，成鮮明對比 .
處委會於3月6日上午發表了一個聲明，向全島廣播，強調：「我們的口號是改革臺灣政治」，並提出了所謂之31條改革方案。
一心期盼228事件能以政治方式和平解決的陳儀，為了安撫在臺灣的外省籍工作人士，特於3月6日在向全省民眾廣播前先召集了臺北市公教人員代表，「勉勵他們發揮中華民族的寬大德性，忘卻這次悲痛事件，與本省同胞相親相愛，精誠團結。」(注32) 隨後陳儀向全省廣播，回應了處委會所提的許多改革要求，主要可歸納為三大項：一) 臺灣各縣市長由人民直接普選產生，並於當年7月1日舉行選舉。二)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改為一般性之省政府，省政府委員及各廳處長，儘量任用本省籍人士。三) 其他有關地方行政改革，留待新上任之省縣市首長負責辦理。
唐賢龍寫道：「陳儀公開作了政治改革的承諾後，臺灣大多數善良的老百姓，多認為相當滿意。」和平解決228事件的期望，此刻出現一道曙光。不幸的是，事情的發展終與願違。「228 事件處理委員會的委員們，在利令智昏的慾念下，遂於3月7日下午6時許，派該會常務委員，前往長官公署向陳儀提出了苛刻的四十二條。」 (注33)
（圖/取自網路）
四十二條的內容除原先提出之三十二條外，又增加了十條， 內容包括：部隊解除武裝；治安由憲兵與非武裝的警察及民眾組織共同負責；政府一切施策(不論軍事、政治)須先與處理委員會接洽等。這等於是要求將治理臺灣的權力與責任，由行政長官公署移轉給毫無法源根據自行任命成員的228處理委員會。這種逼迫政府移交政權的條款，相信任何人處於陳儀的職位，都不可能接受，「四十二條」自然被他斷然拒絕，他原先想以政治方式和平解決動亂的期望，也徹底破滅。
那時民間自組的許多政治團體之間，也發生了權力上的鬥爭，忠義服務隊、臺省青年自治同盟、民主同盟臺灣支部等社團的活躍人士，因無法插足「228處理委員會」，即緊急自行秘密舉行聯席會議，準備推翻處委會，另組「臺灣省改革委員會」以代替之。一些由海南島、日本南洋群島、中國東北回臺的退伍軍人以及一些流氓，更主張乘國軍抵達臺灣之前，用武力迅速推翻長官公署，攻佔警備總部及其他機關，成立臨時民主自治政府，且擬定了各部門的首長名單(注34) 。
陳儀的「和平路線」非但沒有將大事化小，反而給了肇事者恣意發展的空間， 全省失控，這給了政府中"強硬派"反撲的機會。時任陳儀機要秘書的鄭士鎔對陳儀的"和平路線"功虧一簣，至感遺憾，他在回憶錄中寫道：「原先在長官順應民情，力謀和解的處置下，數度呈現可息事寧人的樂觀氣氛，可惜野心分子的脫軌行為太離譜，除招致大軍壓境外，更使特務機構有了濫捕濫殺的藉口。」這也引起陳儀的憤怒「直斥特務人員無法無天。」(注35)
第21師抵臺
3月8日國軍第21師由大陸抵達臺灣，這個師無論在裝備上或訓練上，都非光復初期派駐臺灣的落後軍隊可比，但也難保兵士全無逾軌行為。現今常有人引蔣中正3月13日致電陳儀：「請兄負責嚴禁軍政人員施行報復，否則以抗令論。」其實陳儀在3月10日得悉有士兵毆打民眾，即已手諭臺灣省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即通令軍憲不得隨意傷害臺人，注意保護善良民眾，各部隊排連長以上人員，應不斷四出巡視，制止並曉諭士兵不得再有此種行為，是要。」所以無論是全國最高統帥或臺灣之最高軍政長官，都嚴禁部隊隨意傷害民眾。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陳儀曾以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用箋親筆函令下屬柯參謀長，要求軍憲不得傷害台人。（圖/作者提供）
據唐賢龍記述第21師於3月9日抵臺北後，「即與所謂"暴徒"等在市區展開激戰， 至11日下午便將市區"暴徒"肅清，12日即沿鐵路線攻桃園，下新竹，入臺中；一面更以空運部隊飛降嘉義機場，解守軍之圍，救出所有被集中之外省人。13日劉部即以雷霆萬鈞之壓力，克彰化，進駐嘉義，與嘉義空運部隊匯合後，又於當日下午即收復臺南、高雄，14日克屏東，這是西海岸線方面軍事進展之情形。至東海岸線方面之國軍，亦於17日收復花蓮.....前後凡9日，即將全臺9市8縣各重要城鎮之秩序全部恢復。」(注36)
全省隨即展開為期約兩個月的「清鄉活動」，收回步槍2748支，手槍約200支，手榴彈3萬7， 027支，軍刀3578把(注37) ，整個228事件就此結束。
陳儀於3月17日提出辭呈，五月間獲准，賦閒一年後，又被蔣中正起用，邀他出任浙江省主席。陳儀以在臺灣沒有做好婉謝，但蔣對陳儀說：「中央如不把駐臺的部隊調走，何致發生暴動？這責任不能推到你一人身上。」(注38) 在蔣中正的心中， 將駐臺軍隊調返大陸，是228事件得以發生的關鍵原因。
死亡人數
一般傳言，228事件的死亡人數達兩至三萬人.維基百科稱估計在1萬8千至2萬8千人。但此等死亡人數的說法，都屬傳言或推測，拿不出可以核實的佐證。
李登輝總統於1995年10月成立了「228事件紀念基金會」，自1995年12月起至2022年1月止，接受受難者家屬賠償申請，每一死亡或失蹤者的家屬，可獲新臺幣6百萬元的賠償金，在長達26年間，獲得賠償的死亡案件計686人，失蹤案件計181人，兩者共計867人。由於臺籍受難者，現今無親人能申請賠償金者必定有限，因此可知228事件實際死亡之臺籍人數，縱使比867人稍多，也絕不會離譜到數千甚至上萬。
除臺籍人士外，228事件也有許多外省籍人士死亡，據當時政府公佈的數字：外省籍死亡432人，失蹤85人，共計517人。在這些死亡或失蹤的外省籍人士中，有127人為軍職(注39)，可見當時軍民之間有過激烈的武力衝突。因為外省籍死亡者的家屬後來不在臺灣，所以「228事件基金會」的賠償對象中，沒有這些人的家屬，如果我們將獲得基金會賠償的867人，加上517位未獲賠償的外省籍死者，那麼228有據可查的死亡人數為1384人。如果將此數字再加上可能會有的少數漏計者，那麽228 的實際死亡人數 (包括臺籍及外省籍在內) 似不應超過2000人。
結語
二戰結束， 臺灣百廢待興，「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在陳儀領導下，一面施行許多新政策，企圖振興臺灣經濟，解決民生困難；一面試行民主，普選民意代表並尊重新聞與言論自由。在此同時，又大量減少在臺駐軍，這些原屬"正面性"的措施， 卻因有些政策，妨害了部分人士的利益；放任的新聞與言論自由，進一步損毀人民對政府的觀感；原本派駐臺灣的軍隊，又被大批調回大陸，而最為關鍵的是長官公署被許多民眾視為一個「外來政權」，對它缺少認同感與忠誠心，在這種環境下，星星之火，即可燎原。228事件由是而起。
事件發生後，政府人員中有"鴿""鷹"兩派看法。陳儀主張以和平方式解決事端，另有以軍人及情治單位為主者，主張採強硬手段及時鎮壓。結果一度受公署寄望負責協條的「228處理委原會」，提出了政府無法接受的要求，和平解決事件的期望破滅，政府終於採行強硬手段。結果動亂雖然快速平息，卻留下嚴重的後遺症，至今猶存。
我們知道人的思想與行為，受他獲得的資訊以及個人生長環境、所受教育等因素的影響至大，不同經歷的人，往往有不同的價值標準與行為動機。本文無意對歷史事件或當時的人物，做是非臧否。只是想陳述事實，指出發生228事件及其快速蔓延的關鍵因素，讓讀者對這段歷史有較為清晰的了解，自行做價值方面的評斷。
（文章祇屬作者觀點，言論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陳兆熙，退休公務員；出版：《陳儀的本來面目》（印刻，2010)，《美國民意、大眾傳播與政治》（文中，1984）。
注釋
1， 張若彤， <⼆⼆⼋事件的十個迷思與真相> ，《新共和通訊》， 8/30/22。
2， <中國三年困難時期>， <<維基百科>>。
3， <臺籍日本兵>， <<維基百科 >>。
4， 同上 。
5， 蔣廷黻英文口述稿，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稿之一，謝鐘璉譯， <<蔣廷黻回憶錄>>， (臺北， 傳記文學出版社， 1979年3月 )， 頁216。
6， 蔡鼎新， <陳儀的另一面>， <<中外雜誌>> 第49卷第4期， 1991年4月號， 頁91。
7， 毛森， <陳儀迫湯投共始末>， <<傳記文學>>第52卷第四期， 1988年4月， 頁53 ~ 54。
8， 同上。
9， 張若彤， <<原來228>> ， (臺北:講台文化有限公司， 2022年2月) ， 頁89。
10， 張若彤， <<究竟228>> ， (臺北:講台文化有限公司， 2021年6月) ， 頁131。
11， <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 <<民國百科>> (minguowang.com)。
12， <<原來228>>， 頁156 ~ 157。
13， <陳儀雜記、書信選>， <<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收錄於與陳海濱編輯<<陳儀生平及被害內幕>>(北京:中國 文史出版社1987年6月) 頁197。
14， 周明， <臺灣土地改革實物與理論補述>， 收錄於蕭銘祥編， << 走過從前迎向新世紀: 慶祝臺灣光復五十周年口述歷史專輯>>，(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印，1995年12月)頁196~209。
15， < 究竟228 >>， 頁228。
16， 228事件爆發的當週， 就查獲了囤積米47萬斤， 走私米133萬斤。民國36年2月27日台灣省糧食調劑委員會宣布， 連日破獲20餘囤戶， 其中林本源行即囤存了54萬餘斤。<< 究竟228 >>， 頁229~234。
17， 佚名， <陳公洽與臺灣>， 收錄於李敖編著， << 二二八研究 >> 三集， (台北: 李敖出版社， 1989年2月) 頁 227~228。
18， <<原來228>>， 頁78。
19， <陳公洽與臺灣>， 頁197。
20， 于百溪， <陳儀治臺的經濟措施> ， <<陳儀生平與被害內幕>>， 頁119。
21， 侯坤宏，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十七)， (臺北， 國史館， 2008年2月)， 頁342。
22， <陳公洽與台灣>， 頁230。
23， <<原來228>> ， 頁201 ~ 202。
24， <<究竟228 >>， 頁345 ~ 346。
25，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十七)， 頁131。
26， 孫宏堂， <名流碩望難倖免， 繫獄逃亡不勝數>， <<新新聞周刊>>第260期， 1992年3月1， 頁23。
27，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十七)， 頁119。
28， <<二二八事件檔案彙編>> (十七)， 頁126 ~127。
29，唐賢龍，<臺灣事變內幕記>(四)<<遠望(https://www.yuanwang.com.tw)>>， 2017年5月號， 總344期。
30， <臺灣事變內幕記> (七)。
31， 同注28。
32， 同注29。
33， 同上。
34， 同注30。
35， 鄭士鎔， <細說我所認識的陳儀>， <<傳記文學>>， 2006年3月。
36， <臺灣事變內幕記> (九)。
37， 同上。
38， 錢履周， <陳儀任浙江省主席始末>， <<中報>>， 1989年5月5日。
39， 同注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