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好幾年後，匡漢終於正式調進了文學所，桂芳也來到北京，進入中國藝術研究院舞蹈所工作。有了桂芳的陪伴與照顧，匡漢的身體慢慢好了起來。當時他們住在勁松九區的一個小兩居，儘管房間狹小、逼仄，但桂芳把這個家打理得很整潔，很溫馨，很有生氣。主雅客來勤，一時間詩歌界與學術界的朋友唐曉渡、劉士傑、劉福春、葉廷芳等常來走動，高談闊論，有時甚至引吭高歌，我就在匡漢家領教過葉廷芳美妙的男高音。這使得匡漢這個小家頗有點文化沙龍的味道，桂芳無疑是這沙龍稱職的女主人。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發展，匡漢的居住條件不斷得到改善，從勁松，到南方莊，再到華威西裏，匡漢的居處顯得寬綽多了，這需要精心維護與打理。我知道匡漢是書呆子，幹這方面的活，非他所長。把新居整理得井井有條，當然少不了桂芳的勞苦與心血，記得桂芳說過，每天早晨光用墩布把整套房間擦一遍就花去她一個小時。
桂芳退休以後，更是把全部精力放在對匡漢的關心與照顧上。每次與匡漢夫婦相聚，桂芳的話頭大多集中在她的“楊先生”身上，她最惦記的是匡漢的身體。正是在與桂芳的聊天中，我知道了匡漢如何在301醫院做了白內障手術，如何在家裏的地板上跌了跤，摔壞了股骨頭，又如何因心臟病裝上了心臟起搏器……她對匡漢的身體狀況描述得一清二楚，可她對自己身體的狀況卻從來不提，以至直到她去世前，我還認為她的身體不錯。實際上她是帶著一身的病來操持這個家，卻從不把自己的痛苦在人前流露。
不只是對匡漢，桂芳對朋友也一樣赤誠相待。1994年《詩探索》復刊以後，每當把新的一輯稿件匯齊以後，我都會帶上稿子到匡漢家“辦公”，與他逐篇討論、定稿。記得有一次天降大雪，我騎著自行車，由我所住的街，前往匡漢所住的南方莊，馬路上雪厚濕滑，到他家時，帽子、褲角、棉鞋全濕了。桂芳見狀，忙招呼我坐下，給我沏上了一碗薑糖水，還遞上熱毛巾讓我焐手、擦臉。至於由於工作關係，趕上飯口，桂芳更是不容推辭，強留吃飯，說不清有多少回了。
桂芳對我是如此，對我的學生也一樣親切關懷。我的碩士研究生徐秀，品學兼優，我推薦她跟匡漢繼續攻博。為此徐秀曾到匡漢家求教。匡漢在學術上耐心予以指導，桂芳對這位四川來的身體瘦弱的女孩更是從生活上備加關懷，讓徐秀感到十分溫暖。儘管徐秀由於家庭原因，需要早日參加工作，未能追隨匡漢讀博，但她在匡漢家的這段經歷，給她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我的博士研究生龍揚志，畢業後隻身一人來到南方，在暨南大學參加工作，從事海外華文文學研究。匡漢作為海外華文文學研究方面的領軍人物，經常與桂芳一起到暨南大學開會或從事研究工作，結識了龍揚志。此後，匡漢從學術上不斷給龍揚志以點撥與指導，桂芳則從生活上對龍揚志予以關照。龍揚志得知師母李桂芳逝世的消息時，正在美國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做訪問學者，他十分痛心。他回憶起，當匡漢和桂芳結束在暨南大學的學術活動回北京前，還惦念著龍揚志，知道他獨身一人，不會照顧自己，經常是饑一頓，飽一頓，因此臨別前，他們二人特意為龍揚志包了許多餃子，讓他存放在冰箱裏慢慢吃。這動人的故事讓人又溫暖又心酸，而受到匡漢和桂芳親切關懷的學子又何止我的兩位學生？
在新冠疫情之前，我與匡漢兩對夫婦在春節之後總會安排一次聚會，常常是我和匡漢談詩壇、談文友，我夫人和桂芳則談女人的體己話。我夫人名叫桂香，與桂芳的名字音近義同，仿佛天生的姐妹，她們的性格都很開朗，彼此很說得來。新冠疫情暴發後，聚會中斷了。我們兩對夫婦的最後一次見面，是2022年1月6日《詩探索》編輯部在順義義大利農場為謝冕先生舉行的90歲壽誕慶祝活動上，匡漢向謝冕贈送了他書寫的條幅，我則代表《詩探索》同人宣讀了給謝冕90歲生日的祝壽詞。祝壽活動持續得很晚，由於我第二天清晨要趕往八寶山參加鄭敏先生的遺體告別儀式，便只能在當晚與匡漢桂芳匆匆告別了。分手時，桂芳還不忘送給我們禮物，一盒茶葉，她最後說了一句話：“思敬、桂香，疫情兇險，多多保重，要好好活下去呀！”此後，疫情時起時伏，我們再沒有見面的機會。如今，桂芳已往生天界，“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相信她會掛念著匡漢，也會掛念著我們。世道艱難，生存不易。桂芳留給我們的最後一句話，“要好好活下去呀”，會永遠銘記在我心底，助力我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