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萍英
大姐，生於1955年，是我們九姊妹中的老大。七歲那年，過繼給了舅舅。舅舅當時是生產隊的隊長，兩夫妻正當年，膝下無兒女，家裏的條件還不錯，只是開始懂事的大姐並不想去舅舅家，只是她無法選擇。
大姐很能幹，什麼活都能幹，深得舅舅舅媽喜歡，為此，在“知識無用論”的年代，大姐竟然念到了高中。她勤奮努力，思想先進，是同學中的佼佼者。高中畢業時，大隊剛好有個保送讀大學的名額，有人提議保送大姐去，大隊書記卻說，春華（我大姐的名字）有個英雄父親，在水庫當書記，日後不愁沒出路的……於是，大隊把這個保送名額給了另一個後生。大姐得知後，去找父親。父親是個老革命，跟大姐說：“農村是塊廣闊的天地，在農村好好幹，也能有出息的……”
大姐志向大，不甘心在農村待一輩子。於是，她四處求人，之後還是在公社任職的遠房舅舅介紹大姐在種子站做了臨時工。種子站的領導跟大姐說，只要幹得好，日後也許可以轉正。因此，對於這個職位，大姐十分珍惜。種子站離大姐家有幾里路，大姐每天都是早早地來，燒開水、掃地、抹桌子、整理各類種子……等到大家上班時，她已經把種子站整理得井井有條。同事都誇大姐吃苦能幹，是個好女孩。領導也多次當面表揚過他。大姐暗自高興，心想，只要好好幹，一定會有盼頭。只是命運的天平沒有偏向大姐。大姐在種子站幹了不到一年的功夫，社辦單位開始清理吃農村糧的臨時人員，儘管單位領導想挽留，但終究敵不過紅頭文件的威力，大姐又回到了農村。
到了出嫁的年紀，大姐出落得楚楚動人，前來求親者絡繹不絕。為了脫離農村，大姐為自己定了一條擇偶標準，對方必須是吃商品糧、有工作的。後經人介紹，她嫁給了當時家在縣城，人在基層工作的大姐夫。
論起來，大姐夫及他家的條件不算太好。大姐夫脾氣有些大，工作單位離縣城幾十里路，每月只能回來一兩趟，工資卻不到二十塊。家住的是公產的大祠堂，一間長房一間短房，外搭一個廚房，擁擠得很。整個房子陰暗潮濕，房間僅靠祠堂的一個天井採光。祠堂裏住著五六戶人家，嘈雜得很。可不管怎樣，大姐夫畢竟是商品糧，大姐是農村糧，兩人的社會地位顯而易見。大姐似乎很知足，對大姐夫很體貼。只要大姐夫一回來，總是笑容滿面迎上去，用心伺候著。
嫁給大姐夫後，大姐一連生了四個女兒，大姐夫和她的婆婆甚是失望，言語上時不時流露出責備之意，但大姐只是流淚，從不還口。
大姐是農村戶口，在城裏很難找工作，跟隨自己的公公學習照相以維持生計。只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部分人家的生活都不算富足，照相生意自然慘澹，大姐說，差的時候連生活費都賺不到。
大姐已過繼給舅舅，但她依然是我們姊妹中的老大，姊妹中甭管誰家有困難，她都是跑前跑後，想盡辦法提供幫助。我在宜春讀師範那會，每學期都會去兩趟大姐家。日子過得拮据的大姐，總是傾盡所有。她會替我買車票，還帶我去吃餛飩。餛飩店坐落在縣城街心花園，不大，生意卻很好。大姐每次都是買一碗，招呼我坐下後，一邊跟我聊天，一邊在旁邊看著我吃。我獨個吃有些不好意思，就挑起一兩個餛飩，往大姐嘴裏送，大姐卻搖搖頭，說不喜歡餛飩的味道。我當然知道大姐說的是謊話，因為那1.1元的車票和0.25元的餛飩錢幾乎是大姐一家一日的生活費。
大姐是個倔性子，對照相一直沒有放棄。她在公公去世後，帶著她的妯娌，把照相館一點點地做大，終於把她們經營的照相館做成首家定點身份證照的拍攝場所。那時的大姐，仿佛沒有停歇的時候。早上買菜回來還得洗衣服、做飯……上班後，店裏店外忙個不停，憑著她的努力與智慧，硬是把“康樂照相館”打造成了萬載照相的一塊金字招牌。
大姐生性善良，儘管她的婆婆曾對她有過不滿，她卻從不計較，反而寬厚處之。她的婆婆晚年中風，癱在床上8年，一直沒有請過保姆，全靠大姐一人照料。她到照相館有一華里左右路程，卻每天要折回家裏好幾趟，幫婆婆翻身、解大小便，晚上還要幫婆婆擦身，保證婆婆不生褥瘡，她用自己的真心陪婆婆走完了生命的最後歷程。她的婆婆臨終前，緊緊拉著大姐的手，流著眼淚一個勁地誇大姐的好，說大姐一定會有福報的。
後來，大姐夫下崗了，便跟著大姐一起在照相館做生意。只是天生勞碌命的大姐，依然是家裏的頂樑柱。為了讓四個孩子能有更好的生活，她幾乎沒日沒夜地工作，供孩子一個個地念大學。她總是想著：只要努力，往後的生活一定會更好。確實，在她的苦心操持下，幾個孩子相繼考上了大學，他們家從老祠堂搬進了高樓，家裏的日子過得也越來越紅火。哪曾想到，她的第四個女兒念大四時，不到53歲的大姐竟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善良的大姐怕拖累家裏，放棄到上海大醫院治療，就在家吃點草藥對付，誰勸都無用。可怕的腫瘤日日吞噬著大姐的身體，不到一年，風采迷人的大姐瘦得只剩下一副軀殼。大姐離世那一刻，還想努力睜開眼睛，滿懷對親人的不舍……我們抱著已經咽氣的大姐痛哭流涕，母親更是傷心欲絕，不斷地捶打著自己的胸脯，哽咽著說：“如果你沒有過繼出去，如果你不那麼拼命……也許我就不會白髮人送黑髮人了。”只是，一切都沒有如果。（照片作者翻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