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台灣少年工徐水禮(中)與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執行長呂宜璟(左)及作者(右)合影。
作者/陳婉真
今年八月五、六兩日，由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等團體，共同舉辦「台灣高座少年工赴日80周年紀念大會」；並於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園區，豎立「台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紀念這段珍貴的歷史記憶。
這是八十年來，頭一次在台灣土地上，為八十年前八千多名赴日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立碑的活動，不只日本高座會多人前來，台灣高座會創會正副會長李雪峰、何春樹，及第二代成立的「台日交流高座之友會」會長何敏豪等一百多人齊聚一堂，共同慶祝，是相當具有歷史意義的一項活動。
會中，有十位來自全國各地的前少年工，最是吸引眾人眼光，有幾位必須要坐輪椅，並有家人陪同，畢竟當年赴日時還是十多歲少年兄，而今都已超過九十高齡。
其中一位徐水禮先生，我們特別在會後約訪，並於兩個多月後的十月中旬，到他的龍潭老家進行訪談，內容如下：
「我的老家在銅鑼圈（今『渴望園區』附近），我就讀銅鑼圈公學校（今高原國民小學）。我在家中排行老四，父親四處幫人打零工，家無恆產，生活很苦，我們到學校讀書每半年要付47￠，雖然不多，對窮人而言還是一筆負擔。
不過，那時候的老師對學生非常好，我記得我堂兄因為頭髮很長，校長在上課時跟他說：『你回家請你母親幫你把頭髮洗乾淨，我明天幫你剪頭髮。』
日本時代從校長到老師，就是這樣，對學生非常好，窮人繳不起學費的，學校也不會催，老師會說慢慢來沒關係，有的老師還會幫學生付學費。
但是，學校教我們要正直、不能欺騙，而且絶對不能犯法，所以你看日本時代治安很好，家家戶戶都不必關門，也沒有鐵窗，只有鳥籠才會架上鐵籠。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的人和日本人的關係很『黏』。
我國小六年級時的老師叫山村俊三先生，他是九州大分縣人，我們畢業前聽說總督府在招考少年工，班上有四個同學去報考，老師特地幫我們準備便當，帶著我們從銅鑼圈徒步走了兩個多小時，到大溪參加考試。
很可惜當時還小，也沒有想到後來局勢變化那麼大，沒有留下老師家的地址，等到戰後想去找老師向他致謝，卻怎麼找也找不到了。」
他們那一代人和日本人很黏，不只捐錢建台灣亭，三一一大地震時他們也捐了不少錢。這是他保留的其中一張感謝狀。
徐水禮一口氣說了好多兒時的回憶。
徐水禮說，公學校畢業時，老師告訴他們日本方面在徵求海軍工員，說明要招考國小或高等科畢業生到日本學藝五年，學成後可以取得工業學校程度的學歷，工作內容主要是學習飛機的製造。
「日本人不會騙人，所以很多人都爭相報考。」徐水禮說。
赴日時，他是從龍潭搭乘巴士到中壢，再轉搭火車到岡山的61航空廠，在那裡訓練一個月後，搭「淺間丸」出發，邊閃避美軍的潛水艇邊航行。一個星期後抵達神戶，他記得大約晚上七、八點間上岸，已經有愛國婦人會人員在港口歡迎，還幫學員們準備便當，用過便當後即改搭火車，駛往神奈川縣的藤澤驛下車，到高座海軍工廠報到。
讓徐水禮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是，1943年5月上旬，在岡山大操場受基本訓練時，那位日本人指導員訓練非常嚴格，打人不手軟。他回憶被打的經過如下：
指導員問：「立正的意義是什麼？」
徐答：「身體直立不要搖動，雙眼向前看，雙手伸直。」
想不到指導員順手一巴掌打過來，並說：「訓練不動的姿勢，是因為那是軍人的基本操練，要從內而外都有均一的軍人精神，要端正嚴肅，絕對不可隨意流淚！」
對於這樣突如其來的震撼教育，讓徐水禮心想，自己年僅14歲，剛從國小畢業，踏出校門只有三個月，才開始要見習社會狀況，就遇到這麼嚴酷的教訓，內心極不平衡，卻也只能自我期許，要忍耐、認真學習，總有一天才能撥雲見日，迎接好日子到來。
果然，到了日本，更嚴苛的考驗等在前頭，對台灣人而言，冬天很冷，他發現日本人都分發雨鞋，台灣人學員卻沒有。此外，吃的東西極少，飯不够，配菜通常只有豆渣餅拌鹹魚，那豆渣餅在台灣是做豆腐剩下的殘渣，是用來餵豬的，戰時物資管制，販賣部賣的東西很少，既沒錢，也沒什麼可買的，每天的工作更是非常繁重。
經歷過戰爭及無數次的生死關頭，徐水禮戰後由日本返回故鄉後更加珍惜生命，九十多歲的人生歷程中，一如獲贈匾額中所言，始終熱心服務桑梓，是子女後代最佳典範。
「我們每天早上起床就要唱軍歌，吃過飯後排隊步行去工廠，午休的時間很短，11:50停工，做10分鐘體操後吃飯，12:30就繼續上班，每兩個星期才休息一天。
現在人動不動就說什麼過勞，我們那時才是真正的過勞——即便那麼辛苦，也只有一次因為被跳蚤咬，看了一次醫師，此外從來沒有生病過。」徐水禮說。
少年工的工作內容，在訓練三星期後，依各人的能力考試後編入不同組別，例如電工、組立（組合）等各組，他被分配到「部品工廠」的鋁工組，工作內容是製造機艙內部的銅鋁零件，他們那時主要是打造「雷電戰鬥機」。
徐水禮說，他記得有一次曾經被調派到21航空廠出張（出差），21航空廠非常大，比他們早先在岡山訓練時的61兵工廠大很多，他記得他們走了一天一夜才到達，部隊還發了150円的「出張料」（差旅費），他趕緊把這筆錢寄回台灣家裡。
雖然事隔八十年，徐水禮還記得他們的薪水是國小畢業生80￠/天；高等科畢業生85￠/天；農業專修學校畢業生則是1.05円/天，戰後每人發給500円的退職金，回台前地方政府又加發每人500円，合計1000円的退職金，學員回台旅費全免。
「現在回想起來，日本人戰後那麼辛苦，他們自己人都沒得吃，卻還是對我們那麼好，戰後台灣人坐火車都免費，還為我們加設一個停靠站，日本人算是很有良心的民族。」徐水禮說。
他還記得他們是於1945年12月24日從浦賀港出發，隔年元月3日抵達基隆，隨即搭火車返回桃園。
或許年輕時受過嚴格的軍事訓練，已經95高齡的徐水禮受訪時精神飽滿，記憶力尤佳，更關注國際現勢，令後輩不禁感佩，果真是隱居山裡的老先覺。(圖/以上均由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或翻拍)
當他輾轉搭車回到銅鑼圈老家時，發現家門前原本一大片茶園不見了，竟然被開闢成長達三公里多的戰時機場跑道，他回想起回台前搭火車到東京，沿路一片廢墟，只有一些用鉛板零星搭建的臨時建築，那是悽慘的戰後景像，令人無限感慨。那年他17歲。
返台後，他起初和母親一起幫房東種茶、採茶；不久為了生活，自1950年起，擔任了6年憲兵隊的業務兵，後來他發現，不知什麼原因，外省人有退休金，他如果繼續工作下去，竟然沒有退休金，因而以家庭負擔太重為由申請退役，此後即在租屋處附近買了一些田地從事農耕，他自嘲說，一輩子賺錢最多的是早年買的一塊8百多坪農地，後來賣給建商蓋房子，40年間從3萬元升值成為2000萬，而老家附近也從傳統茶園成為高科技園區，世事的變化令人難料。
台灣解嚴後，少年工們在全台各地自動成立高座會，每年都會舉辦大型聚會，每十年會回日本「轉外家（回娘家）」。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1993年高座會50周年那次，台灣方面的少年工有1200人參加，一群人浩浩蕩蕩搭了40部遊覽車，行程中也參觀了日本自衛隊的厚木海軍飛行場。那是以前他們造飛機的高座海軍工廠附近，現在是軍用機場，用地橫跨大和市及綾瀨市，目前為美國海軍和日本海上自衛隊共用、共有的基地。
徐水禮說，那次造訪時，厚木基地特別開大門迎接他們，自衛隊隊員列隊向他們致敬以表歡迎；那次的行程中，剛好當今天皇結婚，整個日本洋溢喜氣，彷彿也在歡迎少年工們的到訪，讓參加者不只深受感動，也深覺不虛此行。
「50周年和80周年這兩次的盛會，我都能參加，心中非常高興，這真是極為難得的福氣。」徐水禮難掩興奮的說。
我們離開後不久，他又另寄了一封字跡極為工整有力的親筆信，補充作了一些說明。
徐水禮受訪後沒幾天，特地寫了一封信給作者及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作了若干補充說明，筆跡工整有力，文句清楚簡練，令後輩自嘆弗如。(圖/陳婉眞提供)
令人難以想像的是，以日本時代小學畢業的學歷，不只字跡極佳，談論起國際大事更是頭頭是道，簡直是隱居山林裡的老先覺，冷眼觀看世局，卻熱心對待世間事，例如日本三一一大地震，他捐輸不落人後，他的子女也承襲了父親的古道熱腸，在各自領域裡擔任志工，服務社會。
謹祝這位橫跨兩個世代的老先覺長命百歲。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