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流通之父徐重仁至今為止更創立近50家公司，並帶領「統一超商」坐穩零售龍頭寶座；從到便利商店領包裹、繳帳單，再順手買杯咖啡，這些我們再自然不過的消費習慣，都來自於他的手中。《台灣流通革命》一書由佐宮圭採訪撰寫，分享徐重仁的經營策略及人生故事，讓讀者窺看他傳奇的一生。以下為原書摘文：
「從小我就是一個內向又老實小孩」，徐重仁回顧表示。他不太會讀書，必須花別人幾倍的時間，去彌補和別人之間的差距。父親徐水林並不在意小孩在學校的成績，反而很積極地帶小孩了解社會。台南少見的西式餐廳開業時，他馬上帶小孩一起去吃。只要有新商店或設施，如飯店、保齡球場、舞廳等開業，他就立刻帶小孩去見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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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他」出發的經營哲學
徐重仁回想表示，「我父親自己也很感興趣，但他更想讓自己的小孩體驗『新事物』，他就是這種人」。父親也常帶小孩去看棒球比賽。家族旅行時就包了一台有駕駛員的車，從台南北上台北，也曾一起去泡溫泉。小孩就讀的小學離家走路只要3分鐘，小學校長、主任、老師們因為採購參考書等的關係，都認識徐水林。
「他也曾經突然來學校，跟老師說『我們全家現在要去旅行，我要提早帶重仁回家』，然後就把我帶回家了。父親的性格十分自由奔放。」因為這樣的成長經驗，徐重仁長成一位「不那麼會讀書，但很喜歡觀察社會的少年」。
對於小孩子的教育，徐水林還有另外一件十分重視的事。那就是「倫理道德」。經商成功的徐水林每當故鄉嘉義要建設新設施時，就會捐款。住在鄉下的遠親生活困難時，他也會借錢給親戚，寄物資給他們。
「父親也曾帶我去拜訪窮人家。父親聽對方說，二話不說就幫助他們。他對人不會大小眼。只要自己在經濟面行有餘力，他就會幫助窮困的人。小孩子都在後面看著父親「體貼的精神」。看著父親的背影，自然學會這樣的精神。」
由此可知徐重仁對「品格」與「德行」的要求，以及從「利他」出發的經營哲學，都受到了父親的影響所致。在這樣的教育下，奠定了徐重仁「工作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讓顧客、員工與相關人士幸福」的經營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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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1句話影響很深
另一方面，當時在台灣只要有人批判國民政府或國民黨，一定會立刻被逮捕下獄，不用經過任何審判。所以父母也會再三叮囑他們「不要亂說話」。
而且當時的人只要說日語，就會被嚴厲處罰。不過，曾受過日式教育的徐水林及母親羅煌鐘，在家還是用流暢的日語溝通。「特別是講到男女關係等大人的話題，或是要說祕密時，他們就會用日語說，這樣小孩就聽不懂了。」
在那個年代，幾乎所有台灣人都無法出國，但雙親都愛好旅行，家境也還算寬裕，因此偶爾會參加日本的旅行團，去四國或九州等地遊覽。不過等到徐重仁上了國中，父母才認真地向他說明「日本與台灣的關係」。
「父親對我說，『幾乎所有台灣的基礎建設，如鐵路、水利系統、農業、製造工廠等，都是在日治時代的50年間建造。日本人為了把台灣打造成日本的模範地區之一，投入各式各樣的資源，蓋了總統府等雄偉的建築物』。受日本教育，戰前還是日本人，也有日本姓名的父親，即使在戰後，日本政府離開台灣，他仍覺得『自己是台灣人，也是日本人』。」
1960年代以後，台灣南部與中部設立了台灣最初的工業區（加工出口區）。「實業家邱永漢帶日本人來參觀台灣的工業區，工廠愈蓋愈多。索尼（Sony）和松下電器產業（現 Panasonic 控股公司）等大廠，在工業區生產日本品牌的產品並外銷，台灣經濟因此開始起飛。在工業區工作的日籍人士，也常來台南書局。
因為父親是親日派，立刻就跟他們打成一片，常常一起去咖啡廳喝咖啡，有時也一起去小酌一番。」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的徐重仁，自然而然對日本文化產生濃厚的興趣。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在高中時， 徐重仁從父親口中聽到一句話，對他的未來產生重大的影響。
如果想從商，就去日本留學
小學二年級的徐重仁。他是一位比起在外面玩耍，更喜歡在家畫畫的老實少年。徐父的教誨：「如果想從商，就去日本留學」徐重仁坦言： 「幾乎身邊的同學都在享受舞會，但我不太喜歡那種奢侈的活動」。
他在高中時，常把時間花在自己的興趣上，例如攝影和繪畫，有時也會看看書等，比起和一群朋友聚在一起玩，他更偏愛一個人安安靜靜地做喜歡做的事。除了《水滸傳》和《三國志》等書籍外，他也常讀日本流行的漫畫。
那時候，徐重仁對自己的未來還沒有明確的打算。徐家的繼承人是大他9歲的長男徐隆雄，所以他也沒想過要繼承家業。不過他對於銷售的工作，也就是所謂的「零售業」很感興趣。父親徐水林可能發現了他的心思，有一天就對他這麼說：「大學畢業後，如果你想成為研究人員，就去美國留學。如果你將來想靠經商維生，就去日本。」
「父親會這麼說，是因為當時台灣去美國留學的人，幾乎都成為教授或老師，很少人成為經營者。所以父親才會這麼想，『就算去美國留學，出了社會也派不上用場。如果要經商，還是去日本學比較好』。」他補充說道。
徐重仁把父親的建議放在心上，決定去日本留學。高中畢業後徐重仁考上台中的私立大學逢甲工商學院（現逢甲大學），就讀於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為了準備留學，他旁聽了日語專業科目的課程。這門課只有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能取得學分。另一方面，對於自己的專攻科目企業管理，他一點兒也不感興趣。徐重仁後來解釋：「我覺得那就是紙上談兵的學問，在商場上根本派不上用場。」
「那個時代台灣關於經營的資訊和研究少之又少，也沒有中文教科書。大學教授也沒有商業實務經驗，只是讀了美國教科書寫的英文經營理論，然後再用中文上課教給學生而已。我的英語又不是很好，根本不懂老師在說什麼。」
企業管理學系的專攻分成「一般企業」和「工業」，徐重仁沒想太多就選了「工業專攻」，所以被迫學習如何當個工廠廠長。除了無法取得學分的日語專業科目外，徐重仁對每一門課都沒什麼興趣，他很後悔進入私立大學就讀。
社會上對國立大學的學位給予很高的評價，卻看不太起私立大學的學位。為了重考國立大學，1967年1月他向逢甲工商學院辦了休學。但沒過多久後他就發現，自己不喜歡為了考試而讀書，這樣很難考上國立大學，因此同年9月徐重仁又申請復學。
開始自學經濟與經營實務
徐重仁雖然復學，但還是對在現實社會派不上用場的學術理論興趣缺缺。因此他決定改變方向，由於他從小看著父親經商，對零售業很感興趣，有父親的啟蒙，加上自己對零售的興趣，他開始自學經濟與經營實務。
「我開始讀台灣的商業報紙《經濟日報》，慢慢開始了解什麼是做生意。我也讀了很多書，從經濟學古典名著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國富論》，到當時剛開始嶄露頭角的經營學家彼得．杜拉克（Peter Ferdinand Drucker）的《管理實踐》。可是我讀的都不是教科書，所以我大學的成績並不好。」他解釋道。
自學做生意的過程中，徐重仁被當時最新的零售商業模式，亦即美國的「超級商店」」（Super Store）勾起興趣。當時台灣的工業雖然已經開始起飛，但零售業形態仍然很落後。台灣人主要的購物地點還是傳統市場，只有百貨公司的地下食品賣場，勉強可算得上是一般民眾的綜合零售賣場。一開始，徐重仁讀遍關於超市的所有英文書籍，不過有了到日本留學的想法後，他也開始對日本的企業家們感興趣了。
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下去
徐重仁出發前往日本時，父親徐水林交給他3000美元，並跟他說「這筆錢如果花完了，你就自己賺自己的生活費吧」。徐重仁回答「我知道了」，承諾不再向家裡要更多的錢。
「自己思考、工作，靠自己的力量存活下去⋯⋯我從小就是這樣走過來的。所以我不會寵小孩。那就是我父親的教育方針」徐重仁也將這套價值觀，傳承給自己的孩子。
不過當時在台灣，3000美元已經是一筆大錢了，徐重仁一點兒也不擔心。這就是繼留學許可證後，他的第二個失算之處。
「到了日本不久，我就發現日本的物價非常高。」徐重仁至今都還記得初到日本的震撼教育。舉例來說，當時在台灣搭巴士，一次只要相當20日圓的車資，但從荻窪搭巴士到慶應大學語學學校所在地春日神社，基本就要60日圓。
「我才驚覺當時日本的物價，大概是台灣的2倍以上，所以3000美元，頂多只能支付1年的學費和半年的生活費。」他到這時候才發現自己失算了。因為他已經在父親面前做出承諾了，不能再向家裡借錢。為了維持自己的生活，他開始了人生第一次的打工。至今徐重仁回想起來，仍覺得「當時是我人生中最辛苦的時期」。
（本文摘自／台灣流通革命：上班族總裁徐重仁的突圍式經營哲學／天下雜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