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 平
新的體系正在出現
2023年8月中旬，金磚機制第十五次峰會在南非召開，60多個南方國家參加會議，並完成了金磚擴容，6個具有代表性的國家加入了金磚組織。這次會議影響巨大，意義十分深遠，它預示著，自俄烏衝突以來劇烈波動的國際格局正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一個以非西方國家為主導的新的世界體系的雛形正在出現。
自2016年特朗普上臺，至拜登政府執政至今，美國形成了以中國為主要戰略對手的全方位競爭戰略，遏制中國成為美國精英階層的主流意志。至俄烏衝突爆發，俄羅斯與歐洲矛盾激化，連帶中國與歐洲關係也產生了劇烈的變化。美國挾北約、G7機制，不斷構築並強化具有新冷戰特徵的結盟體系，並將北約體系向亞洲延伸，中國的戰略安全環境一時十分逼仄。
面對這種形勢，中國面向以西方為主導的傳統國際體系開放並融入的改革開放戰略遭遇尖銳挑戰，中國亟須在維護與現有國際體系關係不發生破裂的同時，構建新型國際體系。這一體系與西方主導的體系是一種並列的體系，它並不以與西方體系相對抗、相脫鉤為核心訴求，但具有新的特質，它以南方國家為主導，具有不同於西方的價值觀和願景，並將在金融、貨幣、貿易、投資等方面形成與傳統西方體系相當不同的經濟政治行為方式。
導致金磚機制不斷擴容與新體系影響力日漸擴大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性原因在於廣大第三世界國家對傳統國際體系的不滿，西方對他國主權的隨意侵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西方主導的經濟組織對發展援助的西方標準、美國對他國的任意制裁，以及美元利率潮汐漲落對南方國家的傷害，等等。傳統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國際秩序引發的不滿是普遍性的，這是金磚機制從一個純粹經濟議題的討論平臺逐漸轉變為代表全球南方國家的政治經濟組織的最主要原因，這也是中國的國家戰略選擇能夠在俄烏衝突僅一年多時間後便迅速實現突破的主要原因。天下苦美久矣，並不是金磚國家之間有多大的相似性，而是不滿美國霸權使它們日益緊密地團結起來。
金磚機制與一般性的南南合作有兩點重要的區別。第一，它有著明確的價值觀和文明敘事，它以發展為旗幟，以文明多樣性和包容性為特徵，中國的全球發展倡議、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文明倡議有別于西方“民主vs.威權”的陳舊意識形態教條，具有嶄新的意義，正在深刻影響金磚機制和全球南方國家。一般而言，區域性的南南合作的主要訴求是經濟利益與安全利益，能夠形成文化政治敘事的少之又少，而金磚機制正在形成以“發展、多元、包容”為理念的新型價值觀，這是它具有強大感召力的首要因素。第二，它有強大的物質手段，金磚機制成立了新開發銀行，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發展融資貸款，這開闢了有別於西方主導的國際金融的新管道和新選擇。這種由南方國家設立、專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融資貸款的國際性開發銀行，在世界上尚屬首例。可以想像，隨著金磚機制的不斷擴容，它的金融力量會不斷加強，經濟影響力會日益擴大。
2023年的金磚會議，其意義堪與1956年在印尼召開的宣導不結盟的萬隆會議比肩。不結盟運動塑造了冷戰時代廣大第三世界的外交和政治行為模式。隨著冷戰結束，美國一家獨大，第三世界國家被裹挾進入西方秩序和西方體系，不結盟運動難以維繫。而金磚會議，讓我們看到了不結盟精神的回歸。只不過這一次的不結盟，不是重複冷戰時代在兩極體制之間的逡巡徘徊，而是由第三世界國家構成了一個與西方性質不同的新型國際體系。這一體系雖然稚嫩，其內部矛盾衝突也並不鮮見，但假以時日，這一不斷上升的體系必然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發揮日益重要的作用。
從經營國內到經略全球
面對中美戰略對峙，面對金磚機制等新型國際體系的興起，中國內部的改革開放戰略也遭遇重大變數，面臨重大的戰略調整。
自80年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行的是面向西方的開放與發展戰略，國家自東向西形成了以融入國際社會為追求的梯次開放格局，各經濟區域定位雖有不同，但總體上是以引進西方資金、技術、管理為主要內容的開放發展。然而，自中美戰略對峙發生以來，尤其是俄烏衝突以來，國際資本流向發生重大轉變，在美國“友岸外包”“小院高牆”“去風險”等政策的壓力下，外資大量轉移至墨西哥、東南亞、印度等國家和地區，資本市場的財務資金就更加敏感，流出速度加大，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正出現重大變化。
在上述國際政治經濟格局劇烈變化下，中國內部各地區現有的經濟發展格局勢必受到衝擊，並面臨著經濟發展戰略的深刻調整。
9月中旬，香港召開了第八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這個論壇特別引人注意的，是中東國家在香港設立了專門的辦公室，並成立了“香港-中東經貿協會”。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香港，在劇烈變化的地緣政治面前，已經開始構建面向南方國家的金融格局。
這一現象提示我們，過往的以引進西方資本技術為主要開放內容的經濟發展定位必須有所調整了，應該代之以更加全面的對西方與對全球南方同等開放的經濟發展定位與發展戰略。自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推動的“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取得巨大成就，與之相配套的各種其他建設也成績卓著。目前，“一帶一路”引領的中國企業走出去正蔚成風潮，中國已經形成了一大批以世界為佈局、以南方國家為重點的新型跨國企業，下一個十年，應該是中國企業（尤其是民營企業）在亞非拉地區大發展的十年。
如果我們將對外開放劃分階段的話，則第一階段應是以引進來為主的對外開放，那是中國面向西方的單向開放；第二階段則是以引進來與走出去相結合的對外開放，這是中國不僅對西方開放，也對南方國家開放的全方位開放階段。換句話說，前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是以經營國內為主，而新時代的改革開放，中國則進入了經略全球的歷史階段。在這樣的全面開放階段，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選擇，必然是在維繫與傳統國際體系關係的同時，構建新型的國際體系。這一新型國際體系，將是中國國家利益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國企業和資本走出去的戰略空間。
從經營國內到經略全球，中國共產黨的執政能力與中國社會領域的適應能力，都面臨重大挑戰，必須進行重大調整和轉變：行政管理體系的風格必須轉變，從追求內部穩定的行政邏輯，向適應全面開放時代的行政邏輯轉變；教育體系必須轉變，從拼命追求高校排名，向為配合走出去企業建設更多培訓體系轉變；學術體系必須轉變，將以西方研究為主的內容更多轉向發展中國家；金融體系必須轉變，從內部的金融風險防範，轉向更多地為企業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務……
新的國際體系正在形成，中國業已進入經略全球的時代，我們的觀念、體制機制、經濟發展戰略，都必須進行相應的調整和轉變，如此，才能適應中國發展的新時代。
圖：新型國際體系已顯露雛形，《文化縱橫》2023年10月新刊發行。（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