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日高座會每年都會組團互訪，今年是疫情以來頭一次的聚會，正逢台灣少年工開辦80週年，由台灣方面主辦，日本有四十多位會員前來參加。圖為8月5日上午聚會合影。(圖／台灣高座之友會提供)
作者/陳婉真
來自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的石川公弘，今年八月初又到台灣來看他的哥哥們。
這次距離上次來台的時間很長，已經超過四年多了，武漢肺炎不只阻隔了雙方的例行年度交流，也讓風燭殘年的哥哥們加速凋零，而石川公弘本人也即將邁入九十高齡。
但是，談起那段他和2000個哥哥們的結緣，卻讓他彷彿又回到1944年前後，那段太平洋戰爭中奇妙的情緣。
「我舅舅戰前在三井公司上班，被派去美國，日美開戰後還留在美國，直到1942年6月才搭交換船回到日本。
台日高座會於8月6日赴五指山軍人公墓，向前總統李登輝致敬。(圖／台灣高座之友會提供)
他回來後不久到家裡來，特別和父親闢室密談，奇怪的是，其他人都被摒除在外面，只有我被指定進去聽他們說話。
他告訴父親，日本在中途島海戰中失敗了，以日本的情況，大概撐不過三年就會戰敗。
那時日本國內全面封鎖戰爭的真實情況，事後證明舅舅說的果然沒錯，三年後日本就敗戰了。」
石川公弘以這段從舅舅那邊聽來的話，打開塵封的回憶。
他的父親石川明雄原本是國小校長，由於在處理一件朝鮮人抗議事件中採取開明的作法，順利解決抗爭事件，因此，當1943年日本政府決定透過台灣總督府，在台灣招募少年工赴日造飛機時，石川明雄被徵詢是否願意擔任舍監，他答應了。
「我那時心想，舅舅明明跟爸爸說日本會戰敗，不知道他為什麼還會答應去當舍監？」石川公弘說。
無論如何，父親這個決定改變了他此後的人生，80年來直到現在，他從學生到擔任大學教職到大和市議會議長到退休，人事變遷更迭，幾乎所有人都搬離了，只有他還住在當年父親擔任舍監的大和市。
他父親受命擔任舍監的地方，就是後來通稱「台灣少年工」的訓練處所高座海軍工廠，總共有八千多名少年工分批前往，學員們一律住在工廠內的學寮（學員宿舍），一排排的學寮整齊排列，其中每兩千名學員就分配一位舍監，舍監的宿舍就在兩排學寮中間的前方，方便照應。
「我那時才八、九歲，學校放學回家後，常常從宿舍走到辦公室找父親，途中一定要經過少年工的宿舍，他們看到我走過時，很多人會從樓上丟糖果給我，剛開始是丟一大包，隨著戰爭越來越吃緊，丟的糖果也越來越少。在我們彼此的心目中，我當他們是我的哥哥們；他們也把我當作弟弟一般看待。」石川公弘說。
今年台日高座會的重頭戲--8/5首座豎立於故鄉台灣的高座會顯彰碑在旗津揭幕 ，有七位少年工親自參與。前排右二為高座會靈魂人物石川公弘。(圖／高座之友會提供)
戰時物資管制，糖在日本是有錢買不到的奢侈品，來自台灣的少年工們，毫不吝嗇的把家鄉寄給他們的珍貴糖果和石川公弘分享，八十年後回憶起這一段，依舊讓石川公弘心中充滿溫暖。
石川公弘這次率團來台灣，於8月6日參加台灣高座會在旗津的揭碑儀式。這是由台灣高座會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共同舉辦的「台灣高座少年工留日八十周年紀念大會」，並徵得高雄市府同意，於旗津風車公園旁，這個全台唯一紀念二戰台灣兵的「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主題館」園區，豎立「台灣高座少年工顯彰碑」；旋於8月7日北上五指山軍人公墓，向前總統李登輝致敬。
以台灣少年工為主體的高座會，在台日雙方都各自成立組織運作，雙邊交流從解嚴後就每年舉行，未曾中斷，雙方都已經由二代接棒持續交流，成為台日雙方交流最大、也最頻繁的民間團體，台灣高座會正副會長李雪峰及何春樹，還因而分別獲日本天皇頒發旭日小綬章，以表彰他們在日台交流方面的付出。
石川公弘就是台日兩方高座會的靈魂人物。他很早就出版一本《台灣少年工》的書，中文版還獲得前總統李登輝的推薦。
最近他從一項解密文件中發現，台灣總督府奉命在台灣召募少年工時，出身海軍上將的總督長谷川清，堅持少年工赴日絕對不能有差別待遇，也就是所謂「內台一如（日本內地和台灣一視同仁）」，並說：「絕對不讓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歧視，少年工未來將以優秀的航空技師身分，衣錦還鄉。」
可惜因為戰情惡劣，以海軍工員身分赴日的少年工們，未能依約取得高工畢業的文憑，但在二戰期間二十萬被徵召服役的台灣青年裡面，高座少年工所受到的待遇相較是最好的，八千多名少年工無論留在日本或返回台灣的，都對這段回憶充滿情感。
同樣是日本殖民地，朝鮮的氣候和日本比較像，為什麼不找朝鮮人，反而到亞熱帶的台灣找了那麼多少年工去造飛機？
石川公弘說，造飛機是精密度很高的工作，頭腦不夠好，做事不夠細心的人，是無法成為好的造飛機師傅的。海軍在選拔時，應該是有感於台灣人脾氣比較好、有向上心，也比較老實。朝鮮人一般從事較粗重的，例如土木工程方面的人比較多。
石川公弘短講台灣少年工的歷史，根據最近解密文件，由於1943年台灣總督長谷川清，堅持少年工赴日絕對不能有差別待遇，也就是所謂「內台一如（日本內地和台灣一視同仁）」，並說：「絕對不讓內地人與台灣人之間存在歧視，少年工未來將以優秀的航空技師身分，衣錦還鄉。」(圖／陳婉眞攝)
「少年工們每天一大早起床後，都要唱軍歌，包括《台灣軍之歌》等三十首輪流唱，除了讓他們的日語更流利之外，根據海軍的研究，齊唱軍歌可以提振精神、互相鼓舞、培養團結意識。尤其軍歌歌詞很多是押韻的古詩，和演歌很相似，有助於較抽象的日語能力之提升。」
工廠附近的居民，每天一早聽到台灣孩子們唱軍歌，也感到精神振奮，索性就稱呼少年工們是「唱軍歌的那些人」，時日久了之後，少年工們逐漸和附近民家打成一片，由於家家戶戶男丁幾乎都當兵去了，少年工們會各自和幾個家庭特別熟，彼此把對方當成家人看待。
譬如有一家做蠶絲的，因為必須要燒開水煮蠶繭，少年工宿舍裡很多跳蚤，索性把衣服也丟入滾水中煮一煮，果然是消滅跳蚤良方，同學之間互相通報，最後幾乎所有少年工都把衣服拿去他家煮沸消毒兼除蟲。
談到李雪峰，石川公弘說，李雪峰因為是中學畢業才去日本，年紀比多數少年工稍長，他又長得英俊瀟灑，女人緣太好，反而招致上司欺負，把他調去伙房，舍監石川明雄看在眼裡，不久即把李雪峰「解救」去當他的助理。
由於有這層關係，戰後一度少年工們因前途茫茫，也曾千里迢迢趕到舞鶴想搭回台船隻被拒（接收的國民黨軍阻撓返鄉的台灣籍日本兵），有少部分人開始燥動，坐霸王車、偷農家養的豬隻私宰…，有些行為造成戰敗的日本人敢怒不敢言。
平均年齡不到二十歲的台灣少年工，戰後等候返台期間，一度因諸多不順而燥動不安，經舍監石川明雄勸說後自力救濟，自行成立省民自治會，自律的精神連日本人都感到佩服 。(圖／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提供)
石川公弘說，有一天，爸爸和李雪峰懇談，認為少年工們長期以來和地方民眾生活打成一片，居民都對他們印象非常好，戰後卻因為少數人的行為造成地方困擾，相當可惜，他很希望少年工們在離開前，能恢復昔日的好形象。
「李雪峰回去之後，很快成立了一個自治會，把少年工組織起來，並依工作不同進行任務分組，有人負責糧食的籌措，有的交涉回台船隻，也有人負責治安的維護，嚴禁偷搶、報復打人及搭霸王車等行為，雖然大家年齡都還小，卻那麼快就能組織起來，爸爸既高興又意外。」石川公弘說。
少年工們都是一時之選，可惜因為這段留日經歷，反倒使得他們回到故鄉後，人生的發展，相較於直接就讀大專的高學歷人士坎坷許多。石川公弘言談之間相當為他的哥哥們抱屈。
許多戰火下的革命情懷，即便經歷八十年歲月的清洗，依舊清澈如昔，石川公弘舉例說，少年工們對於幫他們煮衣服消毒的煮蠶絲人家，返台前集體到門口高喊「萬歲」後才離開；戰後有許多人為了尋找當年照顧他們的長官，特別到日本刊登尋人廣告；還有一位住在中壢的黃文木，寫了一篇感謝文，硬是等了三十八年，台灣解嚴後才公開發布… ，類似情況不勝枚舉，證明台灣人的善良及惜情重義本質令人感動。
當年舍監之子石川公弘，長年致力於日台雙方高座會的交流活動。他以日語著作的書也曾被翻譯為中文，並獲得前總統李登輝的推薦。石川公弘說，少年工們就如同他的哥哥一般，在戰亂中結下一輩子的情緣。(圖／取自Jessie Chua臉書)
在石川公弘的心目中，少年工們當年訓練的項目都很尖端，他們的品格操守以及自我要求等，讓他深深覺得，每個少年工身上都有李登輝的影子（李登輝是很多那一代日本人的偶像）。
在他看起來，少年工們對於早期台灣邁入業化社會的貢獻有三：
一、他們是最早接觸飛機製造這項尖端工業的一批人；
二、他們也是最早習得工廠技術與行政管理的一批人；
三、在台灣民主化過程中，絕大多數台灣少年工，都是幕後積極的推手。
八千多名台灣少年工之中，八十年後得以參加揭碑典禮的人只剩下十位。歲月帶走許多人的生命與戰爭中的悲歡離合等記憶，留下的是不變的人性善良面，與逆境中堅強生命力的展現，至今依舊深深影響兒孫們。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