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性的台灣高座會成立於1988年，早先幾年各地高座會早已迫不及待紛紛成立。圖為高座同學會彰化區會成立大會後於八卦山大佛前留影。(圖／曾天來提供)
作者/陳婉真
台日交流高座之友會，於8月4、5兩日，在高雄市行舉行「台灣少年工留日80周年紀念大會及彰顯碑揭碑儀式」，有42位日本朋友前來參加。除了38位日本高座會的老朋友之外，還有來自沖繩縣「日本台灣平和基金會」（每年台灣之塔慰靈祭的主辦單位）會長西田健次郎（前沖繩縣議員、防衛眾議員國場幸之助的岳父）理事，及錦古里正一等4人。台灣方面報名人數持續增加中。
這是從2019年武漢肺炎以來，有三年中斷交流後，台日雙方高座會再度合體舉行的盛會。今年最特別的是，台灣主辦方由第二代接棒主辦；更特別的是第一塊紀念台灣少年工事跡的「彰顯碑」，終於得以豎立在家鄉台灣的土地上，地點在高雄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它是全台唯一紀念二戰台灣兵的主題公園。
「台灣少年工」這個名詞近年來才開始出現在高中歷史課本，2021年首次在大學入學學測社會科有一則試題，看在目前都已高齡九十多歲的少年工眼裡，莫不感慨萬千，因為戒嚴時期——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前後那十幾年，到過日本本土，或曾從軍的台灣人幾乎成為「漢奸」的代名詞，能保平安已經萬幸，誰還敢奢談交流？誰想得到有一天他們的子孫後代終於能在歷史課本中讀到這段歷史？
所謂「台灣少年工」是指二戰期間由於日本缺工嚴重，於1942年10月起，由台灣總督府以海軍軍屬名義，招募公學校、高等科及中學畢業的青少年到日本神奈川縣高座郡「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學習製造各式軍用飛機，言明是半工半讀模式，三年期滿後可取得中學文憑，加上薪資相當高，許多人爭相報考。由於這些青少年平均年齡約只有15歲，因而被稱為「台灣少年工」。
少年工先在崗山的61航空廠報到並作短期集訓，1943年「海軍航空技術廠相模野出張所」改名為「高座海軍工廠」，少年工開始分批赴日，受過嚴格的基礎訓練後，共製造了上百架飛機，許多少年工相當引以為傲的是，唯一能打得到美機B29戰機的，就是他們製造的雷電戰鬥機。
台灣少年工和他們自製的雷電戰鬥機。(圖／曾天來提供)
從1943年迄今，剛好整整過了80個年頭。
80年來，歷經日本戰敗投降，台灣成為中華民國接管地，從此遭受了一連串的國共內戰、二二八事件，及長達38年的戒嚴統治，加上國民黨政權的洗腦教育，台灣近代史被嚴重扭曲，原本是日本殖民地的台灣也成為「對日抗戰」的一員，台灣少年工的日本經驗成為可能被羅織逮捕的「原罪」。
在日本第二故鄉興建台灣亭:1993年6月9日，台日雙方高座會在日本神奈川縣大和市，舉辦同學赴日五十周年慶典大會，由大和市議會議長石川公弘發起，市長井上孝俊支持成立「原少年工赴日五十周年歸鄉歡迎大會」，參加人數超過3千人，台灣高座會會員1200人參加，總會長李雪峰宣佈贈送大和市台灣式涼亭，以為紀念。並於1997年10月，在日本大和市舉辦「灣亭」之揭幕與贈送儀式。(圖／陳婉眞翻拍）
直到1988年，台灣解嚴的第二年，全國性的「台灣留日高座聯誼會」（簡稱高座會）成立，終於能公開而全面性的和日本高座會展開交流。距離1964年日本高座會成立，足足晚了24年。
台灣高座會每年由各地分會輪流主辦聯誼活動，也會組團到日本，和日本高座會聯誼，赴日行程中一定少不了到靖國神社參拜，祭悼留日期間（因為言明赴日三年後可取得高工文憑，台灣高座會也稱會員為留日同學會）犧牲的戰友。
日本神奈川縣議會日華親善議員連盟，為感謝台灣高座會會員在戰爭中的服務及捐款興建台灣亭，特別以日文及中文，逐一頒發兩份感謝狀給台灣高座會會員，圖為曾天來所珍藏。(圖／陳婉眞翻拍)
隨著時間的流逝，台灣高座會於2010年在彰化舉辦第23屆聯誼大會時，宣布由於會員年齡都已超過80歲，該屆聯誼大會是最後一次聚會，往後不再舉辦，令相當多人深感可惜。
2016年謝長廷擔任駐日代表後，積極鼓吹高座會副會長何春樹的侄子何敏豪接棒高座會會務，由第二代承接，讓高座會這個全國規模最大的台日交流民間團體可以不間斷持續運作，曾任國代及立委的何敏豪果真不負眾望，一方面成立「台日交流高座之友會」，和原本的「台灣留日高座聯誼會」（後來向內政部登記成立全國性人民團體名稱為「台灣高座台日交流協會」）共同運作，無論對內對外，仍以高座會正副會長李雪峰、何春樹馬首是瞻，會務的舉辦等跑腿事宜則由第二代負責。台灣高座會也成為全國第一個、也是唯一兩代會員共同推動會務的人民團體。
二戰時在高座海軍工廠的日本人海軍技術士早川今次，目睹台灣少年工的辛勤工作與戰爭結束後的徬徨，又有人戰死於此，特別以一己之力興建＜戰沒台灣少年之慰靈碑＞，碑文翻譯成中文內容如下：
太平戰爭末期，此地有高座海軍工廠
１３歲到２０歲的八千多名台灣少年以海軍工員的身份，遠離故鄉，克
服氣候風土，及其他惡劣環境，在困苦欠乏中忍耐，遭受空襲連連，卻
仍然善盡職守。
想到許多夢想回鄉重踏故土與親人再會，最後卻斃於病床，死於爆擊，
在異鄉散落只剩遺骨返鄉的少年們，十八年後的今天又增添新淚
願此等靈魂獲得安息，求其冥福，希望世界和平不再有這樣悲慘
事發生而建此碑。
昭和 三十八年十一月
元高座海軍工廠 海軍技手 早川金次
(圖／陳婉眞翻拍)
何敏豪也不負眾望，把會務辦得有聲有色，例如疫情期間他改採視訊會議，和日本高座會進行線上交流：也曾組團赴沖繩參觀二戰遺跡、參加慰靈祭；並開始規劃在旗津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豎立台灣少年工彰顯碑，讓更多台灣人了解這段被遺忘的歷史，也得到高雄市政府的同意，終於在80年後的今日，在故鄉台灣的土地上，設立了第一塊紀念這段歷史的彰顯碑。
二戰期間台灣人被徵召投入戰場的總人數約有二十萬人，戰殁及失踪人數約為五萬人，是台灣史上犧牲人數最多的戰役，和其他軍種相較之下，台灣少年工在服役期間死亡人數雖相對較少，總數也有六十多人。
特別是1944年12月18日名古屋大空襲，整個城市死傷慘重，台灣少年工也死了29人，戰後，一位原高座海軍工廠技術員早川金次先生，因為目睹少年工的工作情形，以及這些遭到轟炸而客死他鄉的孩子，讓他深受感動，在戰後經過一段復原時期之後，他獨力於1963年，在大和市設立「戰歿台灣少年工慰靈碑」，相形之下，在台灣立碑的期程，整整晚了日本60年。
我個人是在十多年前，因深感日治五十年台灣史被嚴重扭曲與誤導；又回想起小時候讀書時，父親每每看到我們的教科書，總是搖搖頭，深深嘆一口氣說：「唉，中國教育…。」
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長期關懷二戰老兵，除進行口述訪談外，每年舉行相關研習活動。圖為2010年活動結束後合照，前排右三為高座會會長李雪峰，經由他的告知 ，作者得以參與往後老兵協會的口述歷史訪談工作，間接促成今年台灣少年工在旗津立碑的契機。(圖／陳婉眞攝)
我終於在人生進入六十歲之後，完全聽懂那句話的深層不屑與無奈，因為課本內容充滿欺騙與史實的扭曲，也造成我和父母兩代之間的認知衝突，因而決定開始進行一連串親歷日本統治前輩們的訪談工作；後來又成為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的義工，經常四處訪問二戰老兵，台灣少年工也訪問了將近二十位。
我從訪問前兩三位時對這段歷史的全然無知，到慢慢問出當年他們做工時的甘苦談，到發現絕大多數少年工都是當年各校的高材生，都經過嚴格的體能與學科考試後，才能如願赴日的。
然而，即便是各學校的佼佼者，在人生地不熟的日本，冬天氣候遠比台灣寒冷，每天接受嚴苛的集訓，戰時物資缺乏吃不飽穿不暖的惡劣條件下，還要躲警報，也有人因而罹難…，經過重重的難關，雖然為時不長，就因日本戰敗而多數人選擇返台，這段造飛機的經驗，卻對他們往後的人生有很大的影響，讓他們面對逆境更加堅強，幾乎人人都在各自的生活領域中，活出精彩的人生。
譬如會長李雪峰因為和前總統李登輝同船返台，兩人成為一輩子的好友，我也因為在李登輝民主協會時和李雪峰相識，而和高雄市關懷台籍老兵文化協會有進一步的接觸；兩年前我又介紹高座之友會和老兵協會認識，才有了今天在旗津立碑的成果，這一連串的姻緣，彷彿那些二戰老兵前輩們的願力在推動，敦促身為後代的我們，趕緊把80年前的歷史努力還原，特別是身處中國不斷武力恫嚇威脅的此刻，台灣人唯有深切了解自己的歷史，才能齊集戰鬥力量，一如我們的前輩當年為保衛家鄉，犧牲性命在所不惜。
期待今日所立下的這塊彰顯碑，成為見證台灣近代史的活教材；
期待高雄市、甚至全國每一位中小學生就學期間，至少要有一次來這裡進行戶外教學；
期待這個紀念二戰的園區，能提升層級，成為國家級戰爭與和平紀念公園。
因為唯有了解咱自己的歷史，才能激發愛鄉愛土的意識，效法當年台灣兵及台灣少年工們，竭盡所能為國奉獻，義無反顧。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作者簡介
陳婉真，曾擔任《中國時報》記者、美國《美麗島週刊》創辦人、立法委員、國大代表、台灣產業文化觀光推展協會理事長、綠色台灣文教基金會執行長等職務。
她生於彰化縣，從小立志當新聞工作者，台灣師範大學畢業便後順利考進中國時報，仗義執言和使命必達、務實求真的精神，讓她在新聞界以犀利觀點聞名。
她在戒嚴時期挑戰禁忌，即投入政治改革，因此成為黑牢裡的政治犯，但是無畏無懼的堅持理想，不論藍綠執政，從不向威權低頭。
現在是自由撰稿人，想記錄主流媒體忽略的真實台灣故事，挖掘更多因為政權更迭而被埋沒的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