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富陽》「抗戰日」談「抗戰史」
【愛傳媒程富陽專欄】今日是「七七」，中日戰爭到底起於何時？其實，兩岸學者仍有些爭議。有部分學著從1931年1月18日，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入侵中國東三省算起，以中國大陸學者居多。我中華民國則以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事變」，作為八年抗戰的起點。
很多歷史紀錄都撰寫，就是因為先總統蔣公於上世紀20、30年代，其有鑒於總體國力之不足，若與日本過早接戰將危及國安，而將政略設定為「先安內後攘外」；但此舉，卻反讓中共得以配合前蘇聯國際共產的國際戰略期程，利用提前以抗日口號的策略，消弭被當時國軍殲滅的危機，並藉機壯大與發展；此等論述，不免有事後諸葛之議。
事實上，早在1928年的「五三慘案」，蔣公就認定「中日必將一戰」，依據已解密的《蔣介石日記》所揭露，在其1931年10月7日的日記中，就清楚紀錄「倭所要我者，為土地、軍事、經濟，與民族之生命。但徒憑一時之興奮，不具長期之堅持，非惟於國無益，而且反速其亡」。而透過其日記，我們亦可得知，到了1935年《何梅協定》，日本要求中央軍與國民黨退出河北時，蔣介石就決心不再隱忍，準備要與日本一戰。
無奈1936年，時任西北剿匪副總司令張學良和第17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卻無法洞悉當時蔣委員長對日的內心戰略企圖，竟然於該年的12月12日，共同導演一場劫持蔣委員長的「西安事變」；但也因此事變造成舉國譁然，讓當時支持中共的國際共產蘇聯驚覺蔣委員長，已是當時領導中國對抗日本，得以減緩日本藉經略中國，進而指染蘇聯的唯一領袖；中共因此受到國際共產壓力，被迫釋放蔣委員長，並與國軍合作。
而隨日本的軍事動作提升，直至1937年7月7日的「蘆溝橋事變」，國民政府也啟動修正「先安內後攘外」政略，而正式轉為「聯合抗日」的戰略軸線。但反觀中共，雖在「西安事變」後，暫時解編解放軍，並正式納入國軍「新四軍」，以統一對日抗戰，但毛澤東卻於黨內指出，抗戰是中國共產黨發展之絕好良機，其策略是「七分發展實力，二分應付政府，一分抗日」的路線。
因此，至1940年7月，中國共產黨部隊已增至近40餘萬人，擁有約1億人口的抗日根據地和近200萬民兵，除反抗日軍外，也常與國軍發生武裝衝突。最後，中共在1945年抗戰勝利後，獲得蘇聯將日本六十萬關東軍的全部軍力移交，成為其爾後國共內戰的雄厚實力，並藉此一舉擊敗國軍。
但綜觀從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到1945年8月10日，日本接受盟方《波茨坦宣言》的無條件投降為止。總結中國八年抗戰中，大會戰(10萬人以上) 達22次，大型戰役(萬人以上)達 1,117次，小型戰鬥(團旅以下) 達8,914次。總計中國軍民傷亡約三千六百萬人；而我國軍傷亡即達三百二十二萬餘人，其中陣亡約一百三十二萬人，陣亡將領達250人；而編入國軍體制內的共軍隊損失只有五十八萬餘人，其中陣亡十六萬餘人。
中國對日八年抗戰，雖說國軍與共軍合作抗日，但誰主誰從，誰利用抗戰發展壯大實力，不言可喻；而台灣於戰後，得以脫離日本殖民統治，重返中國祖國懷抱之功，又豈非是當時由國民黨主政的中華民國國府。歷史並沒有消失或改變；但今天，只因綠色執政的「台獨夢」仍在蠢蠢欲動；自然選擇忘記這段中華民族的抗日往事。
於是，今日台灣教育，中國史成了「東亞史」；日本的二戰侵略史成了「戰爭史」；原住民莫道魯夫的抗日史，成了地方的「抗爭史」；對日抗戰的受降史成了一紙「紀念史」；世界攸關中國列為強權的開羅會議，成了無關緊要的「世界史」；美國總統杜魯門親自簽字的波茨坦宣言，明言臺灣回歸中國成了「未定論」；中華3千年的文化史，也就成為單純的「藝術史」。
然而，誠如國民黨元老于右任的詩句：「不信青春換不回，不容青史盡成灰。」今日，我們除於抗戰日回顧這段黃埔國軍的抗戰史實，並藉此嚴正告誡綠色執政者，不要對歷史擅作竄改，而企圖使其灰飛煙滅；時間雖會過去，但昔日的典型終究猶在殷史；我們既身為中華民族一份子，又豈容這段中華民族的抗戰史實，就此葬送在短視政客的「滅史史觀」中！
作者為退役上校，目前為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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