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菁英人才培育必須摒除小確幸及民粹主義 (Popularism )，「産業國家隊」、「人多好辦事」、「孵化加速」等現行政策，這些傳統的線性創新方式已不能滿足快速變化的智能網路環境。（圖/取自網路）
作者/徐作聖（陽明交通科管所大學 退休教授）
在全球一片人工智能的激情下，地緣政治的操作仍如幽靈般滲透到全世界每一個角落，不但激發了科技資源的掠奪與競爭，更進一步影響到科技菁英養成的策略問題。
最近有的兩件有關科技發展及科技菁英養成的新聞，首件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公開召募200名「天才少年」或「聰明人」，並指「這些天才少年就像泥鰍一樣，鑽活華為的組織，激活華為的隊伍」，是一個菁英「自我養成」、「自我治理」的大計；另外一件就是台灣大學雙主修退燒、而強調校方主導、韌性課程模組的菁英生涯規劃也成了另類的改革方案，聚焦在多元化課程模組及自由選項的功能。
兩者雖然從不同角度切入，手段不同也不同，但均著眼於「菁英」科技人才的養成，前者更接近「水到渠成」或「師」的方案，而後者則比較趨近「因地制宜」或「匠」的策略。
這兩個案例都是順應人工智能社會的發展趨勢，由「制度性」通才培育移轉成「韌性、自由化、及系統自我調整」的菁英培育方案，其基本假設在於强化「多元化選擇」，唯韌性治理必須具有有效整合機制及「自我調適」的合理「規模」，強化外部化資源整合並提升韌性治理也是另一個戰術上的選項。
科技菁英的培育與養成是一個策略性的問題，前者重視科技前瞻及長期的擴張性，而後者強調市場産品開發與實務應用，雖然兩者定位及目標不同，但科技基礎科技是系統性的，目的在於探討宇宙的奧秘 (Science for Truth)，而應用科研比較更專注在特定目標的突破 (Science for Power) ，兩者的互動影響産業創新。
菁英養成的策略思維模式緣自於科技政策先驅Vannevar Bush在1945年所著《科學：無止境的前沿，Science: The Endless Frontier》，也是「水到渠成」長線科技布局策略的典範；而「因地制宜」策略則強調外力(包括政府) 的直接介入，特別是針對戰略性的新興産業。
事實上，華為任正非表現得野心勃勃，「聰明人」治理不易，而菁英專業養成必須配合科學與技術的成熟度、實證主義/經驗法則的妥協、科技的人道精神等策略性的選項。面對茫茫科學技術界「包山包海」、壁壘分明的分工，再加上科技創新的多面向性(策略面、技術面、經濟面、社會面、治理面)，華為應如何兼顧策略性的平衡、菁英的養成、技術創新的需求？短長線的策略哲學思想又該如何布局？這些都是華為「聰明人」方案中極其關鍵且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另外，台大跨業課程模組化課綱是「因地制宜」還是「水到渠成」等策略的運用，應視台大校方(或教育部) 主導的強度及師資/學員規模而定。雖然韌性的課程模組似乎更符合智能網路時代的需求，但「因地制宜」較適用於「職業教育」或「特定」的新興專業領域菁英科技人才的養成，而「水到渠成」則比較適用於較大規模的計劃。
若大學捨棄通才教育而朝菁英教育移轉，「因地制宜」將導致向特定學科教學傾斜，並不利於台灣未來多元化的綜合發展，同時造成肓視 (Blindsight) 其他學科領域的結果。菁英養成是依託在學科專業還是菁英的自我調整，則是台大領導力及策略的呈現。
我們認為菁英養成必須以「演化」的思維來進行，內部化與外部化相結合是智能網路系統演化的關鍵過程，也是養成方案與時俱進的策略。華為「聰明人」計劃及台大韌性「課程模組」都是為培育菁英份子提供了新的發展機會，但單從華為或台大有限的資源及能量的情况來看，似乎意味著這兩項方案存在相當高的風險，成功與否則是組織領導力的呈現了。
搞菁英人才培育必須摒除小確幸及民粹主義 (Popularism )，「産業國家隊」、「人多好辦事」、「孵化加速」等現行政策，這些傳統的線性創新方式已不能滿足快速變化的智能網路環境。我們欣見華為及台大都能順應智能潮流改變其菁英養成的計畫，而「水到渠成」或「因地制宜」策略性的取捨/妥協，應該就是兩岸菁英培育及養成方案下一步共同的努力目標了！
(文章只屬作者觀點，不代表本網立場。)
徐作聖，輔仁大學化學系畢業，清華大學應用化學所、美國匹茲堡大學化學博士、美國伊利諾大學eMBA。陽明交通大學科管所退休教授，2010年獲選為「國科會大專校院獎勵特殊優秀獎」，至今迄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政府採購法評選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