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因炒作新傳媒TDR而被判刑定讞的鄒官羽，具狀向台北檢署提告金管會涉嫌偽造文書，下午立委吳秉叡就發表「為何要為特定個案來搞東搞西，看了很心痛，大家要這麼鄉愿嗎？」我想試問吳委員，因TDR被判刑者，包含我的當事人，明明有四位被告。而且，明明沒有核定的事實，卻放任金管會事後曲解文義，這舉措可是攸關證交法刑罰的通案適用問題阿！何來特定個案？
根據金管會104年和109年的公函，載明財政部76年的第900號公函「外國之其他具有投資性質的有價證券」此段文字就是已核定TDR的範圍，然而吳委員曾經當過法官，請問站在罪刑法定跟法律明確性上，以上文字有包含「台灣存託憑證」這幾個字嗎？
再者，金管會直到104年才出公函表示900號函已核定TDR，但試問從76年到104年出公函時，請問有哪個民眾或法界人士會知道TDR有經核定過並成為有價證券？甚至最高法院已有四個裁判認為TDR並非900號函核定，而應該以證交法第22條第四項所訂立的「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才是核定TDR的依據！
但實際上證交法規定的核定權，法律授權應該是證交法第六條，並非為第22條，連最高法院的法官們都莫衷一是，同時105年證期局前局長王詠心受立委質詢時，清楚的回答「證交法第165-2條規範對象是台灣存託憑證TDR」！但因為101年修法時，立法缺漏沒將規範對象寫進去法條內，導致最高法院一致性的認為165-2與TDR無涉！倘101年修法時若有寫清楚是規範台灣存託憑證TDR，現在會有修法前發生的四件冤案嗎？
對於金管會一直堅持用900號函核定TDR，但當初承辦組科員，同時也是法界權威的郭土木教授去年底至高院作證稱「900號函沒有核定TDR」，不管是哪位官員或學者所表達的意見，有比當初公文承辦組的科員去法院作證講的話更有公信力跟說服力嗎？
金管會在101年的年報中寫道「完備外國公司來臺第一、第二上市（櫃）相關法制，增訂外國公司專章及相對應之處罰規定，以符合法律明確性及罪刑法定原則⋯」若TDR曾核定，金管會以上的「罪刑法定」四字，豈不自相矛盾？
另外證交法第165-2條「準用」證交法第5-8條，若在101年修法前，有核定TDR，證交法第165-2條應該是寫「適用」證交法第5-8條，而非準用！另外台積電的ADR屬外國有價證券，所以適用於金管會自己訂定的「證券商買賣外國有價證券管理規則」，若金管會也認為TDR屬外國有價證券，應該同樣也納入以上的管理規則去規範吧。
最後99年修法時，兩任金管會主委陳沖跟陳裕璋都沒提到TDR有核定，在此不禁懷疑金管會堅持不願修法，並堅稱104年跟109年兩度出具公文，是不是為了掩蓋自始未核定的行政怠忽和冤獄國賠的後續問題？在法律明確性和罪刑法院原則下，希望金管會和吳委員三思！